《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46章

斗结束后，敌人被迫全部撤退，日军企图修筑两条堡垒封锁线的计划宣告破产。
郯城攻坚战的胜利，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特别是滨海地区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八路军攻克郯城后，山东《大众日报》报道了这一胜利消息，并以《庆祝我军新年大捷》为题发表了社论。延安新华社也为此发了消息，对此次作战的胜利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１１５师驻滨海、沂蒙各部连日袭击日寇，并一举攻克郯城，予敌‘蚕食’以重大打击，实为１９４３年伟大胜利之第一击。”
海陵、郯城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日伪军在１９４２年冬季继续进行大“扫荡”的计划。随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２起，日军采用拉网战术，动用２万多人进行大“扫荡”。开始，有的干部想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日军的网。所谓“钉子”，就是在根据地内选择几处有利地形，进行坚固设防。罗荣桓及时指出，在八路军现有的装备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集中攻击的目标，使八路军失去机动灵活的主动性，从而会陷于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了修筑的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日军的拉网合围。日军独立步兵第２０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对胶东的拉网合围时承认：
“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在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
随着“翻边战术”不断在山东抗日战场上取得良好的效果，八路军广泛地采用这一战术，逐步争取了主动，使抗日斗争一步一步地推进到了日军的心脏地区。
第十一章　民力无穷
第十一章　民力无穷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
为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在主力部队运用“翻边战术”打击日伪军的同时，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分散到各个根据地，并挺进敌占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大力加强民兵建设，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采用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广大人民群众也以各种形式支援主力部队的作战，根据地成了八路军进行游击战的可靠后方。
敌后武工队屡建奇功
１９４２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决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
１９４３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１１５师就派出６００余人，组建了４３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看坡队”和“打更队”是武工队在敌后组织的秘密抗日武装。“看坡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获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获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家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账。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几次警告他仍不改。当地武工队将他捉住处决，并把“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字条贴在其尸体上。这种行动对其他汉奸和伪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工队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的“唤子索夫”和“一封信”运动。武工队还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策反对象，与其交朋友，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的组织成为表面上应付敌人，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武工队组建的民主政权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家伪军的招待所，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仅在１９４３年，山东的八路军就瓦解伪军７０００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１０００多个秘密关系。
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后，还按照罗荣桓等领导人的指示，以民兵、妇救会、儿童团以及看坡队、打更队等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实行联防。联防的方式是，当发现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