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26章

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沈鸿烈认为自己说得很在理，因为当时八路军归阎锡山的第２战区管辖，而第２战区的作战地区在山西、河北周围。言外之意，八路军超出自己的作战范围，没有按蒋介石的作战指示办。
沈鸿烈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萧华顶回去，没想到萧华却用蒋介石的话来反击：“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山东沦陷，我军赶来抗战，沈主席理应协助。难道事隔一年，沈主席就把蒋委员长的话给忘了吗？”结果问得沈鸿烈张口结舌。虽然舌战是赢了，可萧华还是没有要到军饷，因为沈鸿烈不给你，你也不能去找蒋介石评理。萧华却通过这一件事，认清了沈鸿烈死心塌地反共的真面目。
在八路军１１５师主力到达山东不久，沈鸿烈就指使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于３月３０日制造了“太河惨案”。
秦启荣，是蒋介石军统特务在山东的头子。韩复榘逃跑以后，他在山东惠民打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沈鸿烈又委任他为１２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指使他手下的第５指挥部指挥王尚志率部南下，越过胶济路，于３月间抢占原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４支队驻守的太河镇。
这时，活动在胶济路以北小清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３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鲍辉，率领赴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人员及护送部队共２００余人，从清河区南下，过胶济路后，准备经太河镇赴沂水。
秦启荣密令王尚志设置圈套，准备将鲍辉一行一网打尽。而鲍辉等却毫无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心存幻想，反而在事先将他们一行的枪支和人员总数通知了王尚志，说明是从太河镇路过，请他们不要误会。３月３０日上午，鲍辉率部队到达距太河镇约８里的同古时，护送部队的吕乙亭营长发觉王尚志的部队荷枪实弹，气氛反常，便命令部队停下，但鲍辉却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命令继续前进。当时，王尚志给鲍一行指定了位于太河西边的一条只有三四尺宽的通道，路东是坚固的石砌寨墙，路西是淄河。太河镇寨门紧闭，在村头、围墙和山顶上都部署了士兵。吕乙亭感到情况不妙，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部队走到西门外的围墙时，突然一声枪响，吕乙亭应声倒下，接着王尚志部下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便一同响了起来。
就在这时，鲍辉还抱有侥幸心理，仍命令部队不要开枪，要大家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真是太幼稚了，遇到生命危险应该反抗，这是连兔子都会采取的措施。
但是，八路军的战士还是听从鲍辉的命令。敌人仍然疯狂射击。随后，太河镇镇门大开，敌人从镇内和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八路军受地形限制，不能展开。最后，除６０多人分散突围外，其余近２００余人被俘。
被俘后的鲍辉终于认清了王尚志的真实面目，知道自己中了国民党的圈套。他与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等１０多位干部，痛斥秦启荣和王尚志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最后惨遭杀害。
太河惨案的发生，完全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来面目，擦亮了八路军将士和共产党人的眼睛。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山东和全国爱国人士的谴责。共产党和八路军迅速作出反应。共产党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召开了会议。１１５师也派罗荣桓到鲁西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会议上，罗荣桓在讲到这次惨案发生的原因时，指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罗荣桓参与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作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
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放出了“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谎言。为了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张经武总指挥和黎玉政委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的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秦启荣。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山东纵队在王庄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１１５师政委罗荣桓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惨案的主谋，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４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太河惨案的报告后，迅速给中共山东分局回电，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在国民党省政府和县长们西逃时普遍指定自己的县长；有些已指定的并到任的，随后又按沈鸿烈的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共产党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给山东分局下达了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１１５师的参与下，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山东纵队第３、４支队等，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
考虑到太河惨案的直接受害者是山东纵队，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照顾国共统一战线的大局，八路军１１５师没有直接参与。在讨论这一作战方案的可行性时，虽然人们都认为，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从山东纵队当时的力量看，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沈鸿烈掌握的吴化文旅和进驻山东的于学忠军，可能出兵支援秦启荣。为消除山东纵队的担心，陈光和罗荣桓当即表示，在鲁西的１１５师部队可向津浦路靠拢，如果沈鸿烈和于学忠出兵，１１５师就开过来参战。１１５师的保证，提高了山东纵队的信心。
陈光和罗荣桓回到１１５师师部后，立即命令部队向津浦路方向移动，准备配合山东纵队对秦启荣和王尚志进行反击。
４月２０日，山东纵队第３支队、第４支队等部队，在总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以及第３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第４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挥下，向太河镇的国民党顽固派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复了太河镇，并乘胜直扑王尚志的司令部，将其警卫大队全部消灭。随后，王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的指挥部驻地沂水县悦庄。山东纵队早有防备，又歼其一部。有了太河惨案的经验教训，１１５师在行动时特别小心，以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随后，１１５师在陈光和罗荣桓的领导下，与山东纵队等共产党抗日武装一起，广泛地开展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给山东各地的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１１５师险象环生
１１５师按照“依山伴湖向外发展”的方针，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师部指挥６８６团并与山东纵队第６支队相配合，先后扫除了日军沿汶河设立的全部据点，歼灭伪军１０００余人，控制了泰西大片地区。
深入泰西的八路军，好似在日军的腹部插入一把尖刀，严重地威胁着济南、泰安和津浦铁路中段的敌军，这就更引起了日军的重视。特别是日军在山东的最高指挥官、第１２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更是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他很清楚，如果泰西根据地与运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直接威胁其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而且还严重地危及津浦路的安全。为了消灭八路军，除去他的心病，尾高龟藏遂于１９３９年５月初，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和宁阳等１７个城镇调集的日伪军８０００余人，坦克１００余辆，火炮１００余门，摆成铁壁合围之势，分９路围攻泰西根据地，妄图一举消灭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党政机关。
日军首先在外围地区进行“扫荡”。５月２日至８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了东平、汶上一带。５月９日开始向肥城以南、汶上以北推进，步步紧缩合围圈。１０日，１１５师师部、第６８６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的第６支队及鲁西学委机关等，共３０００余人，陷入包围圈内。此时，罗荣桓不在师机关，已去东汶宁支队检查工作。在这以前，当发现日军紧缩包围圈时，师长陈光曾与熟悉泰西地形的第６支队段君毅等人商量，打算以山东纵队第６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