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评传》第17章

关于仙茅久服长生的问题。仙茅久服是否能长生，李时珍查阅了有关著
述，《仙茅·发明》中写下独到心得。首先，服仙茅长生之说，见于许叔微
的医书，“按：许真君书云：‘仙茅久服长生’。其味甘能养肉，辛能养节，
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也。”其
次，查阅苏颂的著作，说：“本西域道人所传。开元元年婆罗门僧进此药，
明皇服之有效，当时禁方不传。天宝之乱，方书流散，上都僧不空三藏始得
此方，传与司徒李勉、尚书路词恭、供给事齐杭、仆射张建封，服之皆得力。”
还查阅了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夏文庄公禀赋异于人，但睡则冷如逝
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乃能动，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
根据以上三人的论述，李时珍发表自己的观点：“观此则仙茅盖亦性热，补
三焦命门之药也。惟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
反能动火。弘治间，东海张弼《梅岭仙茅诗》有‘使君昨日才持去，今日人
来乞墓铭’之句。皆不知服食之理，惟借药纵恣以速其生者、于仙茅何尤？”
（校点本第二册，第753—754　页）这里指出：仙茅丸具有壮筋骨、益精神、
明目等功效，阳弱精寒之人服之相宜；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适得其反。对
仙茅丸的功效作了科学分析。
豆蔻同知母并用，能产生奇特疗效。李时珍关于豆蔻的医话极富哲理。
《豆蔻·发明》写道：
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
燥湿，开郁化食之力而已。南地卑下，山岚烟瘴，饮啖
酸咸，脾胃常多寒湿郁滞之病。故饮食必用，与之相
宜。然过多亦能助脾热伤肺损目。或云：与知母同用，
治瘴疟寒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治太
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火也。
此篇医话，包含三层深刻医理：南方之人易感山岚烟瘴，常患脾胃寒湿郁滞
之疾，用豆寇除寒燥湿是很对证的，此其　用时当适度，若用之过多，则助
脾热伤肺损目，走到事物的反面，造成危害，此其二；若知母与豆寇同用，
则能产生奇效，治瘴疟寒热，因豆蔻辛热，可驱寒，属阳性，知母苦寒利遂
热，属阴性，一阴一阳，相反相成，无偏胜之害，此其三。
菊能除风热、益肝补阴。李时珍关于菊的医话，蕴涵着朴素辩证法思想。
《菊·发明》写道：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风
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
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
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治火，益金
所以平木。本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
目，其旨深微。
此医话根据中医学五行生克原理，阐述了菊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能补肾
水，故可伏心火；另一方面，又能益肺金，故能平肝木。二重特性又根源于
菊“得金水之精英尤多”，“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故能疏风、清热、明
目、解毒。医话告诉后来医家，辩证施药时，不只当知其然，尤须知其所以
然，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顺理成章，药到病除。
《本草纲目》中类似上述的医话有百余条之多，都是李时珍博学深思，
认真分析前人临证经验，并总结自己的临证经验取得的成果。这是他遗留给
后世的一笔珍贵的医学遗产，值得认真研究。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时珍医话中阐述了关于脾土为本的医学理论。
脏肺之中，脾胃的功能在于受纳营养物质，经过运化，输布于全身。脾
胃健旺，则元气自然充足，邪气难于侵犯。根据这一原理，金代医学家李东
垣（118O—1251）创立调理脾胃，培补元气，扶正祛邪的“补土”学说，自
成学派。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洁古，　1151—1234），是这一学派的先驱。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多次称赞洁古和东垣，对他们创立的补土派医学思
想作了重要发挥。李时珍推崇张洁古的医学理论说：“深阐轩歧秘奥，参悟
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大扬医理，《灵》、《素》
之下，一人而已。”（《序例·历代诸家本草》，校点本第一册，第9　页）
他称赞李东垣说：“受业于洁古老人，尽得其学，益加阐发，人称神医。”
（同上）对以脏腑病机辨证为中心的补土派医学理论的创立者，李时珍推崇
备至。他说：“《素问》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千
古之下，窥其奥而阐其微，张洁古、李东垣二人而已。”（《升麻·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李东垣阐述补土学说的基本观点说：“土为万物
之母。”“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之气既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
生。”把脾胃气充足与否，同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临证
施治的指导思想。
李时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李东垣创立的脾胃为元气之本的学说，
作了新的发展。首先，他肯定脾胃的功能。同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血液
的营造有密切关系，写道：“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溢精气，
日化为红，散布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红曲·发
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　页）其次，他用五行生克原理，强调培土健脾
对其他脏腑机能的调整的重要性。他说：“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火
水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黄精·发明》，校点
本第二册，第720　页）
李时珍在一节医话中，用补土原理创造性地解释了木瓜治转筋的道理。
按常理，肝主筋，转筋似乎由肝病引起，木瓜能治转筋，岂不是对肝有益？
李时珍认为不然，指出转筋是脾胃病不是肝病，它由寒湿之邪伤害脾胃造成。
木瓜之所以能治转筋，在于它有“理脾而伐肝”的效用。他说：“木瓜治转
筋，非益筋也，理脾而伐肝也。土病则金衰而木盛，故用酸温以收脾肺之耗
散，而借其走筋以平肝邪，乃土中泻木以助金也。木平则土得令而金受荫矣。”
（《木瓜·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69　页）李时珍还运用培土原理医治
好一些疑难病例，留下了主贵的医案。他发展补士派学说既有理论又有临证
经验，坚持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李时珍的医话中还有关于脑主思维的刨论。
祖国传统医学有许多特殊术语、特殊概念。李时珍对一些医学的基本概
念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历代医学文献的研究有所发展。由于他的专门
医学著作有的己失传，难窥全貌。《本草纲目》留下的医话中保存了一些基
本观点。例如关于脑为元神之府的学说，很值得重视，他肯定脑是人的思维
器官。400　年前李时珍提出这一重要观点，难能可贵。
自先秦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素问·灵
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邪客》说：“心
者，五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代表了医学界的看法。盂子从哲
学家立场明确论定“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篇》）直到明代中叶，
著名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仍然坚持这种观点。李时珍第一次提出脑
是人的思维器官的观点。他在《辛夷·发明》中明确论定：“脑为元神之府”。
（校点本第三册，第1936　页）中医学称脑为奇恒之府，由髓汇集而成。《灵
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论》说：“诸髓者，皆
属于脑。”都没有强调它与精神活动的关系；《灵枢·大惑论》只强调视觉
器官与脑有直接关系。李时珍称脑为“元神之府”，明确论定脑是精神活动
的总枢纽。后来清代著名医学家相继发展李时珍的思想。汪昂《本草备要》
（1694）肯定“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本草备要》卷三辛夷条）王清任
在《医林改错》　（1830）中，专门写了《脑髓说》，详细论证了视觉、听
觉、嗅觉与脑的关系，并用羊痫风患者是“活人死脑袋”的事实，证明“灵
机记性在脑”的科学论断。王清任特别引用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的观
点，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都把“元神”看作高级中枢神经机能。“脑为元
神之府”，即肯定脑是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司令部。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