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往左,深圳往右》第3章

的采购员，此人前脚刚迈出大门，牛云峰就召集会议声讨他的罪行，声色俱厉地号召大家敬业爱岗，多奉献，少索取，万万不可偷鸡摸狗，“吃回扣的，一律开除！”说得唾沫横飞，脸瘪得象被谁揍了一拳。下班后肖然跟公司的刘会计聊起这事，说张志刚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这么大胆。刘会计长叹一声，说这家伙才精呢，这三年他至少捞了十五六万，还没落下什么把柄。说得肖然一楞，想起自己每月干巴巴的1300大元，心里一阵失落，感觉象丢了个钱包。
从那以后他就多了个心眼，谁的单他都要瞄上一眼，只要觉着价格有问题，就偷偷记下来，再一一打电话到厂里去核实。这么干了一个月，他就发现采购部的七个员工，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屁股上是干净的，连牛云峰都算上。牛侄儿半个月前买了两台压膜机，一台19800元，根据肖然的估算，他至少从中黑了一万块——人家厂里的标价才一万六，而根据采购的惯例，这价格至少可以压下来20％。
这种发现让他豁然开朗。这周一上班，牛侄儿就催着他要包装盒的订单，按照公司规定，一份采购定单至少要有三家供应商的比价，他思忖了半天，拿出订单，一笔一划地填写：宝安信达：0。56元；港厦九原：0。585元；蛇口联兴：0。605元。写的时候想起了信达厂卫老板鬼头鬼脑的模样，心里无端地有点失落，不过很快就释然了：与钱比起来，清白又算什么东西呢。其实肖然很清楚，同样规格质量的包装盒，在东莞的天富厂做，只要四毛八，不过肉牛老板两周前刚跟天富厂吵过架，吵到最后，肉牛捏着裤裆发誓：“丢你老母！以后你的货白给老子，老子都不要！”天富厂的老板乃是吉林省四平府人氏，也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狠人，闻此言勃然大怒，施一招举火烧天式，满嘴白沫地发狠：“丢你姥姥！你出十倍的价钱，老子都不卖给你！”那时候的商人都很重视气节，很有点战国时重义轻利的传统，事情在几年后才有所变化，2001年肖然在圣弗兰克赌船上玩富豪百家乐，旁边有个温州的公仆赢了七百多万，狂喜之余忘了自己几斤几两，牛哄哄地向周围的人大派筹码，此事一度传为笑谈，人人不齿，只有肖然笑嘻嘻地拿起了那堆筹码，还向公仆鞠了一躬，说：“谢谢老板，能不能再给点儿？我今天手气不好。”
如果说成功的商人都是天赋禀异的动物，那么肖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填完订单后，他咬着嘴唇想了一下，没有象往常一样立刻找牛云峰签字，而是把它塞进了抽屉，直到四天后，牛云峰很不耐烦地问他：“那个包装盒的定单还没做好？你怎么搞的？要是误了工期…你还想不想干了？！”肖然憋了一口气，脸刷地红了，翻腾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薄薄的A4纸，象个老实孩子一样低头认罪，说经理对不起对不起，话没说完，眼泪都象要滚出来。牛云峰用鼻孔表示了一下他的权威，提笔画了押，然后用常德普通话训斥肖然：“你！立刻传给信达厂！真要误了生产，小心你的奖金！”
那是肖然到雅诗轻兰一年来最大的一张单，15万个包装盒，合计价款84000元，交货时间：马上；付款期限：货到后一周内；制单：肖然；审核：牛云峰；总经理审批：牛乔。
1992年8月27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烂草的臭味，肖然站在一张“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宣传画旁边，摸着裤袋里鼓鼓囊囊的5000元回扣，财大气粗地告诉韩灵：“我又加薪啦…我给你寄了500元，够不够？”几个人踢踢踏踏地从旁边走过，他侧身让了一下，对着话筒小声地说：“我喜欢你穿风衣……还有，我爱你……”
打完电话后，肖然付钱上楼，不到两分钟又走了下来，对看电话的老头儿说：“大爷，你刚才找错钱了，少给了我一块钱。”
第二章
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不能借给你钱，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
千万别求我给你找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
这是深圳的原则。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在午夜的草坪上忍受蚊虫叮咬的，在罗湖、福田、南山、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牙龈出血、月经失调的，不管你学历高低，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你肯定都说过这两句话，或者说在嘴上，或者说在心里。
刘元刚到深圳时，裤衩里缝了2000元，两个上衣口袋各装了500元，在1991年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中，他绝对可以算是个富翁。不过这个富翁在深圳呆了四个月就破产了，整个1991年，他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只在一家公司短暂地干过不到一个月，收入不到900元。1992年新年钟声敲响时，这个富翁正躲在蔡屋围一家低档旅馆里，看着破破烂烂的床单，越想越伤心，抱着脑袋就开始号啕大哭。
那夜的深圳特别黑，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连路灯都不正常，闪闪灭灭的，象荒山墓园里阴森的磷火。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象一曲婚宴上的丧歌。
十年之后，刘元穿一套深灰色的范思哲西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说起当年的艰苦历程，他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相信吗，”他对漂亮的女主持人说，“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身上只剩下七块钱。”
那七块钱刘元花了四天。最小的酥皮面包都要卖五毛钱一个，他一顿吃一个，然后就拼命地灌凉水，喝得肚子里哐当作响。旅馆老板娘每晚都在外面炒菜，又炖鸡又炖鱼，香味四散，刘元头顶着门框，感觉胃里象着了火一样，不停地抽搐，恨不能出去一刀把他们宰了，然后抢过鸡鱼来大吃一通。就这么熬了七十多个小时，第四天起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眼前金星闪，肚里钟鼓鸣，要不是东莞的三叔来得及时，他估计就要活活饿死。
肖然和刘元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来到深圳，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在肖然看来，刘元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他一直都不喜欢他，认为刘元太奸、太会算计，也太有侵略性。那年的保安打人事件，整个学校闹得沸反盈天，所有人都站在队列里挥舞拳头，只有刘元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们蹿进蹿出，眉头皱得象一头大蒜。后来连公安局都介入了，在最紧张的几天里，肖然趴在床上装病，嘴里半真半假地不停哼哼着；陈启明一页页地写检查，他老爹闻讯赶来，差点打断了他的狗腿；只有刘元，象个没事人一样躺在床上看书，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入党申请书》，还在宿舍里背诵鲁迅的名言：“游行是不足取的。你们……太幼稚。”为了这句话，肖然不知骂了多少句娘，有一天趁他不在，几个人越说越气，肖某人一时没压住火气，抓起他的饭盒就扔到了窗外，刘元回来后发现吃饭的家伙没了，心知有鬼，不过势单力薄，也只能隐忍不发。真正交恶是大三下学期，韩灵来他们宿舍聚餐，刘元借着酒劲儿，不停地抨击肖然，说他睡前不刷牙，脱下的袜子能砸核桃，至少说了二十遍“肖然这个农民”，说得这个农民一声怒吼，一肘将邓辉的脸盆捣了个对穿，要不是陈启明死死地拉着，204室那天说不定就要搞出人命。作为那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和关键力量，韩灵的态度十分暧昧，先拉一下肖然，肖然哼了一声，再拉一下刘元，刘元艰难一笑，转头就狰狞起来，恶狠狠地瞪着肖然，恨不能生吃了他。在他们中间，身材矮小的陈启明满面通红，奋力地撑开双手，嘴角源源不断地冒着白沫，象一瓶生气的啤酒。
韩灵和刘元都是鞍山人，韩灵入学时，刘元扛着她的大包小包，从火车站一直走到学校，连牛仔裤都累得大汗淋漓，那时候还没有飘柔海飞丝什么的，刘元斥近百元巨资帮她买了青苹果洗发香波、中华牙膏、北京针织一厂的毛巾，还有一套小兔子图案的睡衣，就差没买卫生巾和内裤了。韩灵感激得无以言表、五体筛糠，立马就认了刘元当干哥哥，还非要请他去门口的川菜馆吃饭，“哥你能喝酒不？晚上咱俩喝两杯。”
喝醉了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醒来头疼。开车可能会被拘留。会说错话、认错人、办错事。有人喝醉了哭，有人喝醉了笑，有人喝醉了一声不吭。刘元对肖然说，王八蛋，我要是不喝醉，哪他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