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104章

①同上书，引用赫尔利在1944年11月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信。第21—22页。
史迪威本人在他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孙夫人共进晚餐。她要投票选我代表中国去出席和会……说……我在中国人民中间存着为他们说话的好名声。”①
①宋庆龄致重庆史迪威将军，1944年6月24日。承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惠赠复印件。
在10月20日（他刚被免职）的日记中他写道：
“见到孙夫人。她哭了，很苦恼。说她盼望有一次公众示威。很想到美国去告诉F．D．R．（罗斯福总统）事情的真相，但不能（像她姐妹那样）在战时跑到国外去。要我把CKS（蒋介石）的真正本性告诉F．D．R。‘他是只纸老虎……’又说……‘为什么美国不收拾收拾他，让他安分一点。他们有这个力量，不该听信他。’……给了我一些礼物，是给威（指史迪威的妻子威尼弗雷德）的。”①
①史迪威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参看注64。
注意到她用“纸老虎”一词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词后来毛泽东用以形容美国战后支持蒋介石的力量，从而为全世界所熟悉。她知道这个词可能是由于在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时曾经用它来形容叛军。
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导向，可以读一读关于1945年3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的记述：
“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都认为，只要给中国的中央政府较少量援助，就可以把叛乱（指中共领导的力量）镇压下去；一个月前，赫尔利已告知蒋介石，大战结束后，他那些美式装备的部队如果要打共产党，取得胜利易如反掌。”①
①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的日记。参看注64。
有些评论家指出，这样的看法是无视政治因素的单纯军事观点；还可以指出，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对中国人民有所了解、也有一定感情，而他们的继任者却说不了解、也无感情。前者所关心的是中美之间未来以两国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而后者则只从如何主宰中国和太平洋来考虑。（同他们思想相近的麦克阿瑟将军要把太平洋变成“一座美国湖”，另外一个有势力人物、《时代》。《生活》报业大亨亨利·卢斯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将是“美国世纪”。
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
“此刻你大概已经知道史迪威将军离去的消息了。他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富同情心、最讲求实际的外国人之一。我们全体人民都很热望他。F．D．R．（罗斯福）在召回他这件事上向我们的皇上（蒋介石：让步了。……这位善良的老将军……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在这里（中国）组成一条UF（统一战线）并打破可恶的封锁。接替他的新人（指魏德迈）是亲英的，只会充当那个皇上和这个皇上的听差。
“我担心从此以后抗战大概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目前日本人正在全面推进，我们也许要退到新疆去了。”①
①据威廉·D·莱希的战争回忆录《身历其境》（英文），莱希（1875—1959）是罗斯福的生死之交，1936年晋升海军上将，1941年美国参战后任总统私人参谋长，1944年获授美国最高军衔海军五星上将，次年随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1949年退休。
又据C·F·罗曼纳斯及R·萨瑟兰合著《中央情报局内时间已过》（英文）。两书均引用了谢伟思书，第304页。
美国海军情报部的米尔顿·梅乐斯海军少将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关于中国预期将打内战的话是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说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约4个月之后，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流露出她当时的心情（杨已与史迪威一同回国）：
“约翰·D（戴维斯）同我一起吃了晚饭，Y．K．Sze（斯义桂，著名中国男中音歌唱家）饭后唱了歌，但……我们都深深地沉浸在阴郁的思虑之中。约翰已去莫斯科，这个职务的变化对他是一种升级（在意识形态上说！）J．S．（谢伟思）回来了，但他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因为他也染过颜色了，染得很深。
“A．C．W．（魏德迈）将军和P．H．（赫尔利）将军可能这几天就回美国去，所以你会听到所有的消息了。报上将多少会登一点不容掩饰的事实，但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像‘乔大叔’（史迪威）离开时那样闹得最后使人如堕五里雾中。
“人事变动无关宏旨。这一点在我们两个国家都一样。这是一种彻底瘫痪的局面。”
谈到国共谈判实际中断，她说：
“周恩来昨天又回延安去了，大家都很失望，我相信他自己也如此，因为在他那些人中，他是最有耐心的。CP（中共）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KMT（国民党）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周行前发表谈话，重申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政治犯（爱国人士）、废止一切压迫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走包围边区的部队。
“目前情势看来是漆黑一团、令人沮丧，正像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那样。（还记得不？）也许会又一次找到一条出路，但这一次有一个对局势起作用的新因素——美国。我们还必须打赢这场大战，如果中国是分裂的，中国人民既不团结、又不自由，那末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能赢得胜利。这场解放的战争是一场复杂的战争——不仅在中国是如此。”①
①同注52，1944年10月28日。魏德迈在接任史迪威的职务之前是由英国领导的东南亚司令部（SEAC）的美国代表（司令部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史迪威认为，魏德迈认同了SEAC的目标，即：在亚洲恢复战前帝国统治，避免任何可能加强中国的行动，以免危及亚洲的殖民主义，特别是在香港。这是英国从邱吉尔以下都在执行的战略。
尽管情况复杂，她看来对于美国可能转而支持中国实现团结还保留着一点信心。这从前面所引她在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另一信中欢呼罗斯福第四次连任可以得到印证。在史迪威事件之后，罗斯福确曾对斯诺说过，“我一直在同那里（指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想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把它们拉在一起。”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理查德·杨，1945年2月17日。戴维斯被调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因为赫尔利决心把他从中国撵走。关于谢伟思，宋庆龄的话可说不幸而言中了。调回华盛顿后他被抓起来，后来被解除外交工作，多年以后才得以复职。再往后，他才被公认为当时采取了正确的
那末，怎样来看待罗斯福的立场和行动的变化？他起初看来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后来又似乎屈服了——为此，直率的“乔老倔头”（史迪威的绰号）称他“老橡皮腿”，①但在撤掉史迪威职务后不久，他看来又转了方向。有些作者把这一切看作是策略而不是软弱。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取得了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罗斯福要保持所有的关系和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他的主观愿望是：国民党的存在有赖于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促使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如果看到美国是唯一能迫使蒋介石和解的外力，又是唯一可向他们提供战后经济援助的来源，会变得不那么革命。美国的总目标是防止他们靠拢苏联。至于苏联本身，它已被战争弄得精力枯竭，如果在战后的安排中给它一点“奖励”（包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些在中国领土上的利益，这是俄国始终垂涎的），就可以使它不支持中共，并且它会看到同国民党和睦相处对它有利，因为它打交道的对手还是国民党。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操纵一切。
①这个词有双关的意思，一方面指他在对华政策上不够坚定，另一方面因罗斯福患小儿麻痹症后双腿行动不便。——译者
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苏联对日开战的条件）上，罗斯福的政策以及为后来的波茨坦会议制定的政策（罗斯福4月12日逝世，波茨坦会议7月举行），包含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因素。他开明、灵活、反对法西斯，但他在历史上是个“大海军”主义者，并且是在管理着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成的、空前未有的超级大国，因此他不可能完全没有“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