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40章

引者注：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更达到了高峰。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竹风，在报上公开抛出一篇反党杂文《杂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写文章予以回击。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庆施同志几次在会上点名批判了反党分子罗竹风。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也明确指出：《杂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矛头指向党的。可是陈其五呢，他一面勾结党内党外的反动‘权威’和黑线、黑网人物，对姚文元同志进行反革命围攻；一面拼命给这个反党分子鼓气：‘老罗，我是支持你的。’同时还赤膊上阵，专门找姚文元同志谈话，对他施加政治压力。正是在陈其五之流的策动下，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一小摄走资派及其爪牙、亲信，纷纷行动起来。文艺黑网上的小爬虫刘金，就更为活跃，赶写了一篇黑文给报社，恶毒咒骂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贼心虚，还加了注解，说是‘文章估计不会用，但一吐为快’。请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仇恨啊！他们把无情地批判他们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铁扫帚’。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这篇以“造反派”口气写的文章，把话说得明白不过了：原来，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着强大的后台——“一直坚定地支持”着的柯庆施和张春桥，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随着《杂家》挨棍，很快的，刚刚复苏的杂文之花，又被寒风吹得七零八落。
“大写十三年”的吹鼓手
巴金、熊佛西、丁伶、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良、蒋月泉、张乐平……上海文艺界人士济济一堂，聚集在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那是二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元旦联欢会在那里举行。
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联欢会，怎么忽地变得“重要”起来？
一月六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请柯庆施同志讲话。……”
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
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柯庆施说：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柯庆施的讲话，概括为一个崭新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就是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一月六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其实，“大写十三年”这口号，与其说是柯庆施提出来的，不如说是柯庆施和张春桥一起提出来的。姚文元“紧跟紧追”，成为这一口号的最积极的鼓吹者。
你一点，我一条，在张春桥的家里，姚文元跟张春桥拼凑着“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象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
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一谈。”
当他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他又一次“急转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报》，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
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笔，简直成了柯庆施、张春桥手中的一块橡皮泥！怎么捏，就怎么着！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上忽然冒出一篇拖腔拿调的文章。《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章作者，便是姚文元。
算起来，这是姚文元第二次把笔伸进音乐领域。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岁的他作为《文艺报》的读者，写了篇《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在“读者中来”登出。这一回，大不一样，三十二岁的他，把“金棍子”伸进了陌生的“音乐王国”。
文章一开头，诚如他的“美学笔记”一样，先来一番谦谦之词：
“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说来的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西洋的‘音乐名著’，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于是就去看编辑部所写的‘内容提要’…”
虽然姚文元自己承认对德彪西“一无所知”，对音乐理论“十分陌生”，即使随手“翻翻”那本小册子，也因“文章极其费解”而“咬紧牙关读下去”——姚文元并未读懂，却抡起棍子打了起来，既打那位“洋人”德彪西，更打书的编者们。
一反开头那种谦恭之态，文末，姚文元摆出一副文坛霸主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问号：
“我这篇短文，也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