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10章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四百三十八页，从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Pilniak，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lexeyN。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译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第一，要将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迻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象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壁，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河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莲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二十七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显宦门第，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二十三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一九三○年五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经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十一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二月七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引者注：“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译音）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于（引者注：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九○三年，卒于一九七○年，现代作家、翻译家。一九二○年起到日本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国。一九二九年再度去日本。一九三○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要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九月二十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星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二十五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象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象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象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象一缕柔软的青烟，象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的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里；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一卷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版）上，发表了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因，秋大单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街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