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12章

3　少年教授
一年级新生
在奔赴俄勒冈农学院前一个月的一篇日记中，鲍林写道：“我尽量不去想大学的事，因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拼命超前学习呢？保罗·哈维要去俄勒冈农学院学习化学——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在他身边我黯然失色，毫不起眼。我毫无准备，对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一窍不通，怎么能够和他一样行为处事呢？我如此年轻，如此缺乏经验，我将无法适应各项课程。”
他只有16岁，当然有理由担心怎样才能赶上学院里那些“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同学们。“但是，”他无可奈何地加上一句，“即使我想退却，也为时已晚。”不过，实际上他并不真的想打退堂鼓。他渴望能够摆脱贝莉的控制，渴望能够学习更多的化学知识，渴望能够体验新的生活经历。
鲍林有一个表兄，也是他在康敦时的玩伴，名叫默文·斯蒂文森，在俄勒冈农学院机械系读三年级。默文到科瓦利斯火车站来迎接贝莉和莱纳斯。有斯蒂文森照顾儿子，这是促使贝莉决定让鲍林上大学的原因之一；鲍林将和表兄同住在离校不远的一间宿舍里。贝莉在那儿住了一晚。在确信儿子的食宿令人满意之后，她才启程返回波特兰。她一走，斯蒂文森简短地向这位新生提了几句忠告，从此就放任不管了。为了节省开支，鲍林搬出了宿舍，此后就很少在学校里再见过这位表兄了。
尽管鲍林读俄勒冈农学院是出于不得已——这是他唯一读得起的学校——事实却证明这是一个绝好的选择。在1917年，它是在政府赠地上建立的全国第二大学院，校园面积达349公顷，有四千多名学生，两百多名教师，而且在农业、商业、工程、矿产、家政、林业、音乐、医药和职业教育方面的课程相当完善。和大多数别的艺术和科学学科一样，化学被归人“服务系”中，本意是为未来的农民、药剂师和家庭主妇传授基本的化学知识。但是在鲍林入学时，正在转型的美国经济对受过良好培训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需求日益增长，因而俄勒冈农学院化学系的规模迅速扩大，重要性也迅速提高。
从鲍林出生到他进入俄勒冈农学院的16年，也是美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膨胀的阶段。国内原油产量增加了6倍；钢铁产量增加了5倍。汽车和航空工业呱呱坠地；电气化和流水线生产成为现实。随着规模越来越大，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工业越来越需要依赖科学研究来研制新的产品，改进旧的产品，并开发生产的新工艺。在20世纪早期，美国许多富有远见的工业家成为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识到基础研究的价值。他们意识到这些研究工作可以保持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在通用电器和贝尔电话公司的带动下，许多公司纷纷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据估算，在1890年美国只有4家工业研究实验室，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后这一数目就已超过了500，而且以每年5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着。
不久，大学就发现，为了保证能够获得熟练的技术工人，私营企业十分乐意赞助教学。课程和校园建设。这些大学曾经被认为是贵族精英的象牙塔，现在它们增设了更多的实用课程，并对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子女敞开了大门。在鲍林进入俄勒冈农学院之前的30年中，美国大学的入学率几乎增加了3倍。这其中在政府赠地上建立起的院校一马当先，它们的使命是“向工业阶层普及普通教育和实用教育”。
化学是这一新秩序的一大受益者。在美国，工业化学的发展很慢，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金属加工业。这些工业需要化学师来测试和提炼矿石。（例如，俄勒冈农学院的化学工程课程就被归入矿产学校。）德国化学工业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使美国认识到需要更多——和更现代——的科学。德国的化学工业起步于19世纪中叶，那时有机化学家发现了合成染料的秘密，摧毁了天然染料市场，井为及时运用这一新技术的企业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到了世纪之交，德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的中心。坐落在柏林、哥廷根、慕尼黑、海德堡、波恩和莱比锡的著名德国学府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他们聚集到大师们的身边学习和研究：其中包括有机化学家费歇尔、拜耳、毕希纳和威尔士泰特；更不可缺少奥斯特瓦尔德、能斯脱、荷兰人范托夫和瑞典人阿雷尼乌斯。后几位科学家领导了一场革命，试图建立一门涵盖化学和物理的学科——物理化学。到1910年为止，前10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中就有5位来自德国——加上范托夫和阿雷尼乌斯，应该是7位，他们两人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德国进行的。
到1914年，德国染料的产量已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且它在化学工业中的优势延伸到了许多重要的领域，如医药、炸药和农用化学品。美国对这些德国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封锁切断了供应。这使美国工业家认识到，需要在国内进行化学研究并建立化学工业——特别是现代战争可能需要高性能的化学炸药和毒气。战后当鲍林进入大学时，美国每三个工业研究岗位上就有一个是化学师，每十二个美国大学生中就有一个学的是化学专业。一夜之间，化学研究从绅士的游戏变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纯粹的美国理想，既实用，又爱国——而且有利可图。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做一个科学家……是从中下阶级通向中上阶级的一条捷径。”鲍林热切地希望能够爬上这一阶梯。
在俄勒冈农学院的前两年中，鲍林和矿产工程的学生上的是同样的课程，包括采矿业概论，炸药、锻造以及冶金方面的课程。他非常喜欢这些课程；他自小就对收集岩石很感兴趣，也曾在奥斯维加镇的废弃冶炼厂中进行过探索。他学会了使用锻铁炉，把烫得通红的铁块打造成马掌、钅朗头和小刀；学会了矿业化学师的技能，作吹管检测和火焰分析。他还到附近工厂作实地考察，与一同工作的工程师和化学师交谈。同矿产学校所有学生一样，鲍林是矿工俱乐部的成员。每两周一次，他参加俱乐部的聚会，一边喝着咖啡，吃着炸面圈，一边听专业人士的讲座。
当然也有普通化学的入门课程，上课地点在农学院最漂亮的大楼里。这是一幢三层带塔楼的花岗岩建筑，原本是给农学系的，但在鲍林入校的时候，迅速壮大的化学系已经几乎占满了整幢大楼。一楼的奶牛和牲畜检测区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化学教学实验室，装备着最好的仪器设备，四个区域同时可以容纳550名学生。定量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室也建造了起来。这座楼正式的名称是科学堂；到鲍林读书的时候，它已被称为“化学楼”。
主持化学楼工作的是约翰·弗尔顿教授，矮壮的个子，满头蓬乱的白发非常抢眼。和当时农学院化学系其他教师一样，他算不上是一个学者——他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甚至连他自称的哈佛硕士学位也是杜撰出来的，鲍林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约翰·弗尔顿对学生却非常热心。尽管鲍林怎么也想不起他曾经从弗尔顿那儿学到过什么东西，但他总记得这位系主任后来曾借给他的三百美元，让他进入研究生院深造。
学校也不乏好教师。由于不满足于指定给新生开设的化学，鲍林四处听课，最后发现了阮顿·柯克伍德·布罗迪。鲍林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十分出色、满怀热情的教师。”在第一年中，他一直上布罗迪的化学课，从而更加扎实地掌握了化学的基础知识。他也有幸找到了一位出色的数学老师。在到科瓦利斯的首次火车旅行中，鲍林遇到了俄勒冈农学院数学系主任查尔斯·约翰逊，并当即决定所约翰逊上的每一堂课。他的直觉完全正确：听约翰逊讲微积分成了一种精神的享受。
弗尔顿主管化学系，而弗洛依德·罗兰德在鲍林读完一年级之后负责更为专门的化学工程专业。鲍林说，他人“并不很聪明，但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罗兰德是俄勒冈农学院为数不多的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而且是从依利诺伊大学相当不错的化学系获得的学位），同时还是研究生教育的大力倡导者。在罗兰德的鼓励下，和鲍林一同学习化学工程的12名学生中，有9人继续攻读研究生，这是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