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99章

何没被马上运往集中营；德国人总是追求效率，他们在等待再多装一些人，但因为华沙已没有犹太人可运，所以只好推延发运时间。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东北部驱逐犹太人的行动计划暂停了。德国人认为需要论证这一计划与比克瑙修建的焚尸炉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奥斯威辛原有的焚尸炉和一个毒气室已开始用作集体大屠杀的主要设备，最早一批受害者是俄国战俘。奥斯威辛是一片波兰式的建筑群，波兰骑兵部队的核心机构便设在那些驻兵营房和建筑群里，后来被德国人占用。这片低矮杂乱的建筑物全部覆盖着倾斜的石板屋顶，曾用于储存蔬菜。德国人一眼便发现它的结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将足以储藏堆积如山的萝卜和土豆的庞大地下洞室用来大规模窒息人群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连接客厅的前屋都修有一个火炉似的，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烟囱。只要有一个烟囱，屠夫们便有事可做了。
但这地方相对于源源不断涌来的人群来说显然太有限了。虽说德国人在1942年又弄了一些暂时的小型地堡，但用于大规模屠杀的设备仍出现危机，所以必须修改议案，在比克瑙修造新的大型焚尸炉。德国人——还有那些犹太的和非犹太的苦役犯们——苦干了一个冬天。第一座焚尸炉是苏菲被盖世太保抓住的一周后投入使用的；仅仅八天之后——她刚到奥斯威辛，即四月一日那天，第二座也投入使用。三月三十日，苏菲离开华沙。在那一天，她，吉恩和伊娃，还有将近二百五十名抵抗组织成员（包括汪娜）被押上载有一千八百名从马尔金尼亚（华沙东北部一个中转营）转运来的犹太人的列车。除犹太人和家乡军战士之外，列车上还有一些波兰人——男女都有，都是华沙平民，大约二百人左右——他们是盖世太保心血来潮的突然围捕的猎物，他们的罪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在这群倒霉的人中，司蒂芬·扎沃斯基也在其列。他没有工作许可证，他曾对苏菲说他预感会有麻烦的。但苏菲发现他被抓来时仍然惊呆了。她在监狱时从远处看见过他，在火车上也瞥见他一眼，但她无法在这挤得满满当当的活地狱里与他说上一句话。这趟列车一度是送往奥斯威辛人数最多的一次运输，它或许表明德国人急于试用他们在比克瑙新建的杀人工具的效用，炫耀一下这一最新最大最精致的杀人技术。这次没有挑选适于服苦役的犹太人——就整个被运送去进行最后解决的行动来说，这并不算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千八百个犹太人全被送进二号焚尸炉，无一幸免。
虽然苏菲把她在华沙的生活以及被捕入狱的全过程坦率地告诉了我，但对真正被放逐到奥斯威辛以及到达那里的过程有所保留。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恐惧。我猜的当然没错，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含糊其词和躲躲闪闪的真正原因。不过，当时我知道的极其有限。如果我在前面段落叙述过的那些统计数字显得有些抽象的话，那是因为现在，在许多年之后，我不得不重新营造一个更大的将苏菲和其他许多无辜者卷入其中的背景，并使用一个对一般人来说（除了那些刚刚经历战争并真正关心这一切的人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数据来说明一切。
从那时起，我想了很多。如果别冈斯基教授能活着知道他女儿的命运，尤其是知道他心爱的孙子们全都成为他梦想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殉葬品时，他会作何感想？尽管他崇拜第三帝国，但他仍是个骄傲的波兰人。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成为一个十分狡猾的局外人。很难理解他如何能无视这个事实：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庞大的灭绝计划像浓雾一样降临，将他和他的同胞团团裹住——他们如此被厌恶，只是因为对犹太人的厌恶更甚更紧急，出于计划上的优先考虑，他们才免于被最终灭绝。但正是这种对波兰人的憎恶使教授本人遭致厄运。或许是对犹太问题的痴迷使他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不被列入被消灭的名单，他或许仍不能预见到如此强烈的仇恨就像磁铁吸引金属一样，将无数身上没有佩戴黄色六角形标志的受害者吸向那毁灭的漩涡。苏菲曾告诉过我——那是她继续向我讲述她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时说的，她总是把这段生活很小心地掩盖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无论教授对她是如何的威严和不屑一顾，但他对两个孙子的喜爱是非常真实完全彻底的。无法推测这个受尽折磨的人如果幸存下来看见吉恩和伊娃落入他为犹太人构造的黑暗境遇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永远忘不了苏菲的刺纹。那一串小豆豆像一排细小的齿痕刻在她的前臂上，是她外表上露出的（我在粉红宫殿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晚上看见了）使我错误地以为她是个犹太人的惟一细节。它往往被现在人们视认作幸存的犹太人的标志。在那些非人的日子里，犹太人的确与这个悲哀的标记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了解苏菲在集中营那可怕的两周里遭受的折磨，就会明白这个刺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菲像犹太人一样被打上印记，虽然她并不是犹太人。她和她的非犹太难友们因此获得了一个证明，从近在眉睫的死亡厄运中被剥离出来。如果说这项政策最初令人困惑，其实解释起来相当容易，其中暴露出纳粹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被刺上印记的雅利安犯人是三月底送来的，苏菲一定是第一批接受这种印记的非犹太人中的一员。希姆莱命令，凡犹太人格杀勿论。随着最后灭绝行动的推行，犹太人由于数量巨大和马上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而无须再在身上加以任何标记，于是在集中营里取代他们的是雅利安人，用刺纹标明身份——相对犹太人被减缓死亡速度的苦役犯。这便是苏菲纹身的由来。（这些是原始计划的提要，但随着事情的进展，杀的欲望与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发生冲突。于是计划有所改变，这个命令被撤消。在那年冬天稍晚的时候，当德国犹太人到达集中营时，一道新的命令颁布下来：凡尚有一息体力的犯人（无论男人和女人）都被分配去做苦役。苏菲因此成为这群活死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混杂群体中的一员。
那天正好是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钟滴滴答答走完一年。每当这一天来临，我的孩子们对我玩着恶作剧时（今天是愚人节，爸爸！），我便真真切切地感到一阵彻骨的痛楚；一向宽厚温柔和蔼可亲的家长脸上突然阴云密布。我恨愚人节，如同我恨基督上帝。这一天是我和苏菲相识的日子，也是苏菲人生旅程的一个标志。她到达奥斯维辛的四月一日给她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而仅仅在四天之后，鲁道夫·霍斯接到柏林的命令，非犹太人不再被送进毒气室。
有很长一段时间，苏菲拒绝向我述说她到达那天的任何细节，或许她已平静的心灵仍然无法使她做到这一点——也许什么也不为。但在了解她的全部经历之前，我希望能重现那天发生的模糊不清的事件。据记载，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厥菜展开绿叶，连翘刚刚发芽，天空晴朗，空气清新。那天，一千八百名犹太人被装进大卡车运到比克瑙，那时刚过中午，整个过程只用了两个小时。我说过，那天没有经过“选择”：无论男女老少身体强弱——统统得死。紧接着，就像想把所有的犯人全扫光似的，在那道倾斜的月台上，党卫军军官们把一车厢抵抗组织战士也送进了毒气室，只留下了大约五十个他们的同志，其中有汪娜。
后来的进程很奇怪地中断了，整个下午没有再发生任何事。在两节仍然满载的车厢里，除了剩下的抵抗组织战士之外，还有苏菲、吉恩和伊娃，以及那次围捕抓来的一大群波兰人。他们一直滞留在那儿，直到黄昏时分。党卫军们——军官，以及医生和士兵——似乎没了主意似的在那道斜坡上打转。从柏林来了命令？朝令夕改？人们只能就他们的紧张进行推测。终于，问题弄清了，党卫军决定继续他们的工作，但这次是在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执行的军士们命令每个人下车，排成队列，然后由医生工作。挑选工作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苏菲，吉恩和汪娜被送往集中营——大约有一半的人被选中送往集中营。在那些挑选出来送往比克瑙二号焚尸炉处死的人中，有音乐教师司蒂芬·扎沃斯基，还有他的学生，长笛手伊娃·玛利亚·泽维斯托乌斯卡，一星期后她将满八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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