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第43章

的小佩终于破涕为笑，高高兴兴走进了她梦寐以求的重点中学大门。
如果用交换原则来解释这件事，在父亲这个环节，他实际上仅有一次小小的付出：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那个官员作品的评论文章。父亲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的文章有扩大影响的社会价值。那个官员之后（也可以称为“下游”）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易行为，严格一点儿讲，已经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了。
能不能从量化的角度来对父亲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审视？可以。母亲说，按照那所中学的规定，若破格录取，离录取分数线差一分补贴一万元。也就是说，家里要交够七万元，小佩才能够被录取。换一句话说，父亲的一篇两千多字的评论文章，价值七万元！当母亲为了让她弄明白其中的道理不厌其烦地这样解说着的时候，纪小佩靠在写字台旁边的沙发上，微微地闭着眼睛。奇怪的是，尽管这一切都振聋发聩，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却平静如水。她宁静地观察它，她发现世界一片迷蒙，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有这么一首诗，可能是多情的法国人写的，大致意思是：宇宙间有一个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座叫巴黎的城市，巴黎市中心有一个叫……的公园，公园里坐着我和你，我和你正搂抱在一起亲吻……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首爱情诗。空间和时间，瞬间和永恒，竟然能够容纳在这样几句简简单单的文字之中，的确让人惊叹。
现在让我们移植一下这首诗：宇宙中有一个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个叫北京的城市，北京市中心有一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有一个叫吴运韬的人，吴运韬正在品味什么叫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衡量万物的尺度；被哲学家抽象出来的善恶是非等概念，实际上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归结，并不反映在茫茫社会中生存着的单个人的哲学观感。权力的概念也是一样，不管我们的教科书怎样定义它，它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有着各不相同色彩缤纷的理解。
在无数个失眠的日子里，吴运韬已经把这个问题想得无比透彻：只有完全意义上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只有真正的权力才能保证你无阻碍地做事情。现在他就达到了这样的境地，他可以无阻碍地做事情了。在一个单位，只有做第一把手才意味着掌握了完全的权力，完全权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可以基本上不受阻碍地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集体决策，其他的人不过是协助者。当然，其他人有可能不是协助者，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是掌握完全权力的人的反对者，但几率很小很小———这既是机制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在一个没有民主程序设计的权力机构中，反对者会增加这个机构的运作成本，反对者还会成为自己的行为的牺牲品。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有了这些条件，完全权力成为绝对权力，就成为一种必然。
富烨在最近几年频繁的人事调整中，就像一个被推推搡搡的人，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已经不厌其烦，程序的运作完全失去了规则和标准，成了一种游戏，他感到悲哀。如果说最初的被推搡还在某种程度上激起自尊心的反抗的话，现在他则已经心如死水，完全没有反应。这里只有利益算计，只有欲望，只有阴谋……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和人进行争夺，何况风烛残年之时？现在，他不希望为某种舆论提供证言———这种舆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富烨都是接任徐罘职位的最佳人选。富烨对Z部党组选定吴运韬接任主任职位是有看法，对吴运韬这个人是有看法。但是，这些看法与怎样安排自己无关，与舆论的期望无关。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他越是不能表现出任何对吴运韬的负面评价，也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与吴运韬意见相左。这个极为爱惜名声的老知识分子绝对不能让人以为他在觊觎权位，他认为这是一个人道德破产的标志，是他无法承受的。
孙颖则忙于他的事情。从出版部主任升任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他从来没敢想的事情。他对任何安排和变动都心安理得。
所以，在吴运韬提出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新的治理主张的时候———尽管谁都看得出这些措施纯粹是为了加强吴运韬的个人权力———领导班子成员希望党委书记富烨提出不同意见。富烨的意见是：“我同意老吴的意见。”既然党委书记是这个姿态，已经选择好处世姿态和安心于现有位置的人还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呢？于是，一项项规定和管理措施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个不健全的领导班子，是形成专断权力的温床。最后的局面是：吴运韬一言九鼎，完全控制了这个单位。
五年前，由于在K省卷入人事纠纷而走投无路的吴运韬，投奔到了Z部，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征战之后，终于把旗帜插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这片高地上。也就是说，征服这片高地，他仅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富烨在某个场合曾经为自己辩解说：“老吴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当然要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受损失的不是吴运韬，而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员工……”实际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生活法则。
个人生活法则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历数我们的堕落之后，痛心疾首地对纪小佩说：“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抱怨我们这代人没有责任感，说我们没有坚守住人性的高地，说我们没有为他们看守好本应当属于他们的财富，说我们怯懦得简直像是一群没有意志的绵羊……那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可能会无言以对。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时过境迁，就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力量，扭曲我们的人格，压抑人的良知……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也许不得不承担后代的指责。”
有一次，吴运韬参加了文学界的一个学术活动，实际上是著名作家在豪华饭店里的一次聚会，他听到一位从不写作却在文化圈占很高领导职位的长者谈自己的经历，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做事情不一定为了要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吴运韬记得很清楚，一般人说“官”这个字后面要加儿音的，那位当了官的长者不加儿音，因此特别有效果，让人过耳不忘。
这是一句箴言。每当吴运韬为了权力失去内心平衡之时，每当他为争夺权力采取一次重大步骤，以至于隐隐地从道德上感到不安时，他都要用这句话来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过去做的、现在做的和将来准备做的都是高尚的。因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谋取这些条件的过程中，他不考虑做事情，或者说，就连做事情也成了谋取条件的手段。所以，尽管他知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症结在于每况愈下的经济效益，但是他从来没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从来没想过怎样改变这种状况。
现在，获得了条件，他要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尽快发展起来，把出版业做大做强，尽快为Z部的事业发展做出贡献。至于为什么非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于他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他通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达到什么目的等等这些深层的问题，他暂时没想，不是表面上没想，是真的没想。吴运韬不是耽于幻想的人，对于过于遥远的事情，他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想象。要清醒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你很难将这个事件中隐含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做严格区分，或者换一句话说，你很难说清一个人在创造历史事件的时候究竟隐藏着多少个人动机，这时候，历史就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欲望的统一。但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个人价值大于社会价值、以至于大于某项事业的发展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某个人，是某个人的历史，那么，这个事件一定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个人动机，因而具有这种浓郁的个人的色彩。
现在我们暂且不对吴运韬创造的历史时间做更多的评说，我们谈一下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创造历史的。
吴运韬的前任留给他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