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26章

任有时候也让德国人难以回避。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德国和希腊的斗争，更是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恒久斗争，是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斗争，也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　
如果理解欧元区分歧是贫富差距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希腊的诸多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国家债务总是被认为可靠，其实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信用记录也不怎么好，主权债务风波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风起云涌，这在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教训。
雅典街头，一个亚洲移民拉着废弃汽车零件准备去交易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战斗无休无止。面对纷争，在统一欧洲的梦想之下，欧元区过去最擅长的事情就拖延，这一次，危机可以再次拖延么？如今，希腊被丑化为赖账者，而德国的形象变为催命人，这种对契约的道德化的简单解读，并不利于希腊现实问题的解决。　
莎士比亚的名篇《威尼斯商人》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现实，大家通常认为夏洛克贪得无厌，但事实上他的索债要求非常合理；反观今日，大家对希腊千夫所指，但反过来说，难道债权人对于坏账就没有责任，难道不应该对于过度放贷给予检讨？　
情绪之外，仍需理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温，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愈加明显，但是二者之间谁为因果难以断言，是因为没有全面拥抱全球化而导致增长停滞，还是因为拥抱全球化过度导致竞争力受到损害——从更务实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对危机，最不需要的就是将经济政策过度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有序退出还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第一次希腊危机期间，不少学者已经觉得希腊状况难以维持，但是欧元区的政治力量最终使得希腊得以拖延。费尔德斯坦早就断言希腊难有活路，2011年希腊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50％，经济陷入崩溃，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希腊的出路其实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常常的选择，那就是违约同时贬值。　
这代表了典型经济学的思路，简单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说清晰正确，但是现实之中总有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腊最近几年持续紧缩，但紧缩并未带来增长，这也导致债务阴霾愈加严重。2014年底希腊公共债务达到了其GDP的178％，标准普尔2015年2月将长期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且还可能进一步调低。标普强调，希腊流动性不足决定了希腊新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来同债权人就融资方案达成协议。　
如今希腊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希腊这样退出，将使自己在国际市场中期内无法恢复信用。希腊主要借外债，其债主不少是德国与法国的银行。希腊违约，对债主会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国际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对于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违约的猜测，如果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步入这一黑色链条，整个欧洲金融市场即使不会崩溃，也会陷入艰难的清算。　
上述情况还是假定希腊有序违约，如果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无序违约，那么更是一场噩梦，其后果将是N个雷曼兄弟倒闭的冲击。也正因此，欧元区的最好出路在于两条，要么彻底对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希腊留在欧元区，整个欧元区来消化这些债务，要么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但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机会合适也可以重新回来，这就要求欧元区有明确的退出以及加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重拾竞争力的机会。
这是欧元区近期面临的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落实与操作仍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如投资家索罗斯等人就多次提议，在欧元区建立共同财政机构。此时此刻，欧洲央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
欧洲央行走向国际最后贷款人
早在2010年，欧洲央行（ECB）的角色已经出现转变，危机给予其机会。　
当时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为金融市场稳定四处奔走，“它撑起了欧洲银行业体系的大半江山；它在国债市场采取了干预行动；它推动银行公布‘压力测试’的结果，并获得了成功；针对面世11年之久的单一货币，它提出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建议。与此同时，它的掌门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游说政界人士采取紧急行动，并重视财政纪律。”
2014年2月11日，希腊雅典，希腊前财长斯图纳拉斯（右二）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左二）进行会晤
当时《金融时报》如此描述特里谢的角色，也说明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是危机对欧洲的最显著改变之一。　
反过来说，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的另一面，其实也是欧洲央行去德国化主导的转变。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过去德国主导，是一家专注通胀的保守甚至乏味的机构，如今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与斡旋，欧洲央行似乎而变得无处不在。　
随着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愈加明显，德国人接替法国人特里谢的计划也落空，最终是是意大利人出面。　
事实证明，这位比前任更加出色。在混乱之中，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不仅使得欧洲央行作用扩大，他本人也被视为拯救欧元的人。　
他反复强调在欧洲央行职能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保卫欧元，并且频频向欧洲领导人喊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欧元的愿景“我们必须一起为欧元指明一条前进道路，即我们对10年后的愿景是什么”。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中德国的影响力已经受到削弱，它也更多介入金融稳定，甚至在2015年终于迈出量化宽松的一步，但是这还不足够。　
从往昔的通胀守望者到如今的拯救欧元者，今天的欧洲央行可能已经和欧元设计者以及其奠基者的初衷有所背离，可是世界毕竟也与他们的时代有所不同了，这是危机的时代，危机需要欧洲央行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全球央行的大趋势。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暴露了欧洲金融系统的短板，市场普遍认为今后欧洲金融体系将会出现新变革，共识之一在于欧洲央行的地位显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欧洲央行大动作之一是2012年宣布建立银行业联盟，这项动议赋予了欧洲央行（ECB）对欧元区银行进行集中监管的权力；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宣布“资本市场联盟”动议，并将其视为推进欧元区非银行融资发展的努力。彼得森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布勒哲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认为欧洲央行的银行业政策和欧盟委员会的资本市场立法，二者最终将重塑欧洲金融体系。　
二者的背景都是基于欧元区银行系统缺乏统一监管，因此欧元区金融系统也做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在中短期加强银行系统监管，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从长期培育资本市场，降低对于银行的依赖——话说回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其说像美国，不如说更像欧洲，那就是更依赖银行体系而不是资本市场，即所谓“主银行体系”。　
在财政以及货币协调之中，欧洲央行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一起，勇敢承担其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这将继续是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未来的使命之一——这不可忽视，国际社会要从大萧条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
欧洲的危机与机遇
从经济上看，希腊在2008年之后紧缩其实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希腊经济增长仍旧低迷，债务比例还是居高不下。从政治上看，希腊极左派与德国强硬派的碰撞一触即发，而且欧洲各国各种极端理念也在滋长，对于欧洲主流政治构成挑战。　
观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总结，2015年欧洲陷入三大危机，对外是好战的俄罗斯和混乱的中东，对内则是欧盟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张与日俱增，“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赖以壮大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冲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　动。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强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三大危机本来是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