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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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坝上自然“生长”起来的新居，沿乡路排开
身为村里端公的何明德在家里为新收的弟子讲解“符本”
高山深谷的阻隔，让母家河村原本沉睡于打工热潮之外，零星的外出务工每年都有，但不成气候，一些乡邻被坑被骗的例证，尤其让人对远方的世界心存畏惧。灾后重建完成之后，每个家庭都要为清偿贷款发愁，壮年劳力出去打工差不多是惟一的办法，于是，务工家庭的比例一两年之内就从20％蹿升至80％。务工的务工，上学的上学，最近几个夏秋时节，户籍一百多人的强家坝合作社只剩下二十来人，老年人和抱病在家的妇女会说：“只留下我们这种没用的人。”
地震重建驱动的打工潮，带有些许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却如同开闸放出的水流，很难逆转。
田地·工地
罗彦彩把10平米的堂屋改成杂货铺，为河坝上的三十几户新家庭服务。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进了几十双仿军用的胶底鞋，因为“种田的时候都穿它”，可是到了油菜花开放的时候，那些胶底鞋仍堆积在货架上，在只有一个柜台的小屋里很是醒目。46岁的罗彦彩有点懊恼，他忘了他的乡邻正以多么快的速度告别农耕。　
河坝上的留守妇女通常在屋后保留一分左右的地，种几行卷心菜、几行小葱，仅此而已。何廷学的院子里飘出酒糟的气味，闲聊中得知，用来酿酒的苞谷都是买来的，自家已经不种了。种地太累，浇水，施肥，都要往大山上扛，远不止一个村民发出这样的感慨。由于缺少技能，母家河村的外出务工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在工地当小工都要比种地轻松一些，而山里开垦的农田土层薄，土质差，庄稼“不肯长”，同样是付出一年汗水，打工能带来三两万甚至更多的收益，留在土地上仅仅可以填饱肚子。　
那天早晨8点，我被家猪的哀嚎惊醒，出去时看到它在地上最后扭动了几下。刚刚腊月初二，何明富家就急切地完成了这项春节例行事务，拌猪食的苞谷用光了，只好“率先”杀掉。这也将是何明富养的最后一头家猪，决定也与苞谷有关——年纪大，关节又痛，没力气栽种大片庄稼。除了屠户，那天还来了十多个壮劳力，把那间已成危房的祖屋拆了。它是何明富的曾祖父盖的，寿数超过一百年，被烟火熏烤出的焦黑几乎渗进了黄土墙面。　
何家山上超过60岁的老人有十多位，聊完体力的衰退以及面对的各种疾病，他们大多会补充一句：明年的地要少种一点喽。　
何启田拄着拐棍放羊的时候，经常路过何明德家，偶尔会坐下聊聊。他辈分更大，也年长几岁，妻子过世，儿女很少回来，于是言谈中多有对老年生活的叹息。何启田的山羊3岁了，再不卖掉就过了最佳时间，不值钱了，“实在没人买就自己吃，以后不再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买主，就此结束了放羊生涯。946元，老人很认真地数着钱，连个位数的零头都没有抹去。
红事·白事
大约是请教了同一个阴阳先生的缘故吧，山乡里结婚、定亲、满月酒、房屋上梁（新房已改为上顶）的日子总是很集中，加之村里人员比较全的时段很短，大抵是腊月的后半月和正月的前半月，大家都愿意在此期间操办喜庆之事。在那几个被选定的良辰吉日，河坝上、高山上，礼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间形成特有的悠长回响。很多人要在同一天赶两到三个酒席，假如无法分身，礼金还是要带到的。早些年，村民手里没多少现金，随礼会带上布匹、公鸡等物品，如今已非常少见。一位妻子患病、无法出远门务工的何姓村民说，不打工挣钱，“人情费”都拿不出。　
当地人告诉我，现在婚礼一类红事的规矩已经改变很多，白事的改变相对少一些。家中有成年人亡故，按礼俗须操办长达3天的丧事，通常要请阴阳先生及鸣锣人，彻夜念经，超度亡灵，在“开吊”这天办酒席，接受邻里亲朋的随礼。　
无论红事白事，都是乡邻间盛大的聚会场合，亲近的邻居和亲朋要贡献的包括自家的条凳、木桌、餐具以及人手。在母家河村，两百多户之间几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酒宴的规模难免超过百人甚至更多，场地受限的，就办成了流水席。康县人把自酿的粮食酒称为“二脑壳”，后劲较大，乡邻间很少拼酒的传统，他们更愿意在酒桌上交换信息与感受。除了家长里短，外出务工也是重要的话题，比如你那边干活累不累，有没有休息日，工钱多少，怎么结算，有没有拖欠工钱。当那些外出务工者回到夹杂着陕、川、甘三省特征的方言之中，回到花椒味儿浓重的土菜的香气中，神情中透着一股生命舒展开来的惬意。　
虽然已经62岁了，何明德还是经常要去邻居家帮忙，既有红事白事，也有杀猪、修屋一类。村委会主任母云庆说，以往都种地的时候，需要各家之间共享生产资料，也需要协同劳动，这也是“合作社”的意义所在，现在协同劳作没必要了，遇到大事相互帮忙的做法还是得保留，“肯定要去帮忙，自己家有事时，也是需要大家伸手的。”　
大家·小家　
腊月的母家河，“新货郎”的身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开着皮卡、面包或农用三轮车，支起的喇叭播放着叫卖声以及《小苹果》这种流行歌曲，在河坝上走走停停，售卖着果蔬、糖茶、被褥等商品，喧闹之极。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不再有卖年货的车开来，班车也停运了，除了少数几个遇到特殊情况，能返乡的外出务工者都回来了。　
某种意义上，家乡对40岁的何廷武而言是一个伤心地，两年前，他参与一种叫“翻饼子”的赌博，一周时间输掉了十多万，他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债主不停追债，普通的乡邻见面时也态度冷淡，害怕他借钱似的。何廷武很快走上打工之路，赚钱还债，“想过春节不回来，担心心里别扭。”但他还是回来了，西北人故土观念浓重，春节团圆是他们格外在乎的。　
乡亲毕竟是乡亲，春节的气氛慢慢平复了何廷武的怨气。正月初二的下午，何廷武所在的强家坝社有一场家庭聚餐，他接受了邀请。场面还真不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四五个家庭各出代表，带着自家炒的菜、酿的酒，你若不把每家斟上的酒都尝尝，就像欠了天大的人情。这是传统的过年方式，称为“团年”。　
母云庆告诉我，以往的团年，多是以合作社为单位，各家即使不是全部出席，至少会派个代表。记忆中，团年几乎从大年三十儿闹到正月十五，乡邻们竞相发出邀请，“现在团年没那么热闹了，很多人回到小家庭了。”　
强家坝社是按灾后新农村的规划图重建的，28户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走动起来方便，团年的味道保留得更多一些。对岸的肖家坝是这几年才聚合的居住带，老习俗很难把新邻居招呼到一起。正月初三晚饭之后，三户邻居带着花生、糖果和小酒壶而来，围坐在何礼智家的茶炉间，家长里短地聊到半夜，算是过了个微型团年。　
我还在腊月里参加了一次有趣的杀猪酒席，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从早晨7点忙碌到下午两点，共宰杀了4头家猪，太阳快下山了，四大塑料盆猪肉炖萝卜一起端上来，二十多个人像一个评审团，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谁家的猪味道更好。这种差别，我没品尝出来，只是可以确认，这是地地道道的乡村的年味儿。
聚合·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