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10章

到蒋信任徐永昌，徐能为山西争取中央的物资支持，阎锡山对徐屡屡挽留。但徐永昌去意已决，于1936年卸去山西省主席职务，次年进入中央，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此后一直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　
“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央和北方各军系之间大体上保持了稳定，中国得以短暂喘息，为抗战储备了力量。这个短暂的稳定里，有徐永昌很大的功劳，尤其是他出任山西省主席，使得蒋介石和阎锡山之间有一个缓冲带，尽最大程度消解了蒋、阎的猜疑，避免两人再起内战。　
在北方军系中，冯玉祥也欣赏徐永昌，20年代时曾经对徐有意拉拢。但冯玉祥亲近苏俄，并向徐永昌强调苏俄是有诚意帮中国。这引起徐永昌的反感，两人便没有实质性的合作。在徐永昌心中，“俄国是个好侵略的国家，尤其是近代中俄交涉史中；再看看地图，中俄两国边界情形，便十分明白，而俄国却强调他们是扶助弱小民族。须知他们的扶助，是第一步扶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他本国而自立，第二步即将此取得自立者并入俄国，他们美其名曰联邦，事实上是劫持此脱离本国者做俄国的附庸。俄国批评别国是帝国主义，而他实在是‘帝世界主义’。”
抗日卫国
蒋介石重用徐永昌，不仅因为徐的品格端正，更是看中徐的山西背景以及他在华北军系中的影响力。抗战爆发后，徐永昌思虑周密、谨慎行事的特质，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令部部长，这个职务的内容有整顿军队、情报分析、部署作战以及协调中央与地方军系的关系等。他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一起，被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作战计划。　
针对列强的侵略、中国无能战之军的现实，徐永昌长期主张采取忍辱图强。他反感那些高喊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人，“不平等条约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才订的，要是无打胜仗的能力或条件，仅喊口号是无益而有损的，然而民国十六年（1927年）汉口英租界真的被我们喊口号收了回来，不知这正是中了英国的阴柔手段，未过二年，我们又以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故技实行强收中东路，这回对手不是老滑的英国，而是口号鼻祖苏俄，结果被他狠狠地打了一顿，还要我们赔情交还原路，从此日本也看透了我们的口号内容，遂一举将我们的辽宁省攫去，这就是我们喊口号的收获。”　
不与强敌硬碰硬，坚持持久战，这种思路持续到了抗日战争中。抗战伊始，徐永昌就向蒋介石进言，至少要拼出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而中国人教育差，须以十年为期。历史证明了他的预估相当精准。抗日战争爆发四年后，他撰写了《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这篇文章被学者吴相湘视为世人了解中国抗日获胜原因所必读的权威之作。徐永昌在该文中分析了一意速战速决的日军为何没能消灭中国军队，正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持久战的策略，“假如我们当初以准备不充分的军备也和敌人举行攻势的决战，我们一点不要作危辞耸听的话，即使在南京附近没有被歼灭，最低限度在徐州会战是有被歼灭的可能。”这些话，可谓是“一鞭一条痕”。
在战术上，徐永昌主张节节抵抗。武汉会战后，白崇禧、刘斐、陈诚等人主张放弃长沙。徐永昌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国军队没有攻坚的力量，如果失去长沙，日后难以夺回来。但主张放弃者多，徐永昌孤掌难鸣，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下令不守长沙。这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坚决主张守长沙，并放言“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白崇禧前去劝说薛岳，要求他遵从上级指令，退守衡阳，免得作“无谓之牺牲”。薛岳骂白崇禧“枉读兵书，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亡国的论调，令人无法接受”。　
薛岳有他的理由：“我的着眼点是‘抗’与‘战’这两个字，必须要时时与敌人保持接触，处处消耗敌人，这样才能做到长期抗战。如果只是向后撤退，放弃空间，那根本就谈不到抗战了。”白崇禧没有再强行劝阻。薛岳的这个主张，和徐永昌的节节抵抗精神一致。由于薛岳的坚持，作战计划改变，长沙会战拉开帷幕并且在第三次会战取得大捷，为中国军人写下灿烂的一页。　
当然，徐永昌的决策也不全然都奏效。学者王奇生指出，在湖南会战中，“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　
这件事，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徐永昌的意见在蒋介石心中的重要性。　
王奇生分析，中国军队在湖南会战的失败，也跟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有关。徐永昌也在日记中这样抱怨：“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　
抗战总体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徐永昌提醒蒋介石向美国提议，盟军应先击败日本，然后再击败德国。为何要这样安排？徐永昌说：先日后德的局面是“美、英、中击日，而英、美、苏击德”，而先德后日的局面则是“英、美、苏击德，恐不能单纯的任美、英、中击日矣”，言下之意是假如先击败德国，那么苏军就有力东顾了。从当时的史实看，徐永昌这个建议并未被美国采纳。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如果被采纳，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格局或将改写。
“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
1949年9月17日上午，徐永昌飞到了包头。老朋友傅作义带上了部下董其武、孙兰峰等人，迎接徐永昌的到来。双方都心事重重。徐永昌此行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他要对傅作义作最后的争取。在这一年的1月，傅作义与共产党签订北平和平协议，他这次到包头，也是带着任务而来。　
这时，国民党在大陆已摇摇欲坠。蒋介石让徐永昌劝说傅作义带领绥军南下，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傅作义问徐永昌，现在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怎么样了？实际上，傅作义并不相信美国的援助：“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传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是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军服，并且也不进城，不像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跳舞场。”　
徐永昌与他分析利害，劝他：“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傅作义断然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谈不下去了。到最后，傅作义情绪失控，痛哭流涕，“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投了敌。”　
与傅作义一起来到包头的邓宝珊，则试图拉上徐永昌一起投共：政府已不可救，你的身体不能再劳累下去，何不辞职休养？徐永昌拒绝了，“政府好坏不计，我必穷其知、竭其力，以尽其责。”9月19日，徐永昌飞离了包头。他走后两个小时，“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举行，绥远军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
战后，徐永昌（左一）与贾景德（左二）、阎锡山（右二）、杨爱源（右一）合影
明知无望的事，仍然要去做，这在徐永昌生命中，可谓是常事。他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孔训。也因了这种品格，他不会轻易言降。他曾说，“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1949年1月，李宗仁约见徐永昌，请他通电共方表达和平意愿，他一口拒绝：“向不为此等事。”　
东京湾受降后，徐永昌在日记中所表达的担忧，至此成为现实。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抗战时目睹国军各种败仗，他总结原因为国军“训练太差，风气太坏”。受降后，他游逛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