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1章

作品：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作者：李银河
内容简介：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　本书是作者为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而写的采访录。让女性在了解自己的同时也要重视自己。
作者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对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涉及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的领域进行了社会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和性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事实，涵盖了女性从初恋到结婚、感情、性、与婚姻关系……
作者简介：
李银河，血型A，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译）作有：《同性恋亚文化》、《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中国女性的性与爱》、《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等。
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的丈夫王小波是知名作家，著有《黄金时代》《东宫·西宫》等，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在北京因心脏病猝死。
正文
引言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
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弗雷泽，孙珉编，第9页）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助同性恋”
之类的回答，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的回答总是：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说的是真话。我只是觉得同性恋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当然，它还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并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会去研究它。
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立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
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福柯，第163页）你当然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对福柯的话也心怀感激。
他在我心中地位崇高，这一点有我引文的数量为证。
从1994年起，我开始做这项研究：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semi…structuredinter…view）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完全是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
如果采用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就像美国联邦政府耗巨资资助的一项有关美国人性生活的研究所受到的激烈批评一样，在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中，旨在推论整体状况的社会学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
这项研究是由著名社会学家、性学家劳曼（E。0。Laumann）、盖格农（G。Gagnon）等人主持的。可以说，他们的方法集中了社会学量化研究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
不幸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于1994年10月公布之后，虽然好评如潮，但批评也是致命的：不仅提出用这种方法来调查个人隐私问题是不可靠的，而且由此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无可能成为科学产生了怀疑。关于社会学是否科学的问题，从社会学建立的初期就有人质疑，到现在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了。社会学家如何对待这种批评呢？我在美国的一位导师这样说过：如果说社会学不是科学，那么化学也不能算是科学，因为它也不过是对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已。我想，不论社会学算不算科学，大型抽样调查方法是不是科学方法，当我们做涉及个人隐私的研究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慎用大规模抽样调查方法为妙。这是我选择了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来做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它是在研究这类敏感题目时最有效的方法。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女权主义在研究的访谈方法中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
这是一种定性的（qualitative）调查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surveyresearchandstructuralinterview）。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hardmethods），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softmet　hods），如民族学方法（ethnography），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权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　harz，87），并主张女权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
例如，心理学家格拉汉（D。Graham）和劳玲（E。Rawling）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量研究。她们将研究分为三类：女权主义的，性别主义的（sexist）和非性别主义的（nonsexist）。“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定性为主，一旦采用了定量的技术，女权主义研究者总会感到需要为此表示歉意；而性别主义和非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却是以定量为主的，一旦采用了定性技术，研究者也总会为其研究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87）我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我自己以前做过的许多研究就曾用过量化方法。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女权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我想，最好的作法是定性定量两类方法兼收并蓄。
此外，有一批性学专家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此类题目的研究没有必要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