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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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节上，中国的小说则像D。　H。　劳伦斯的小说那样松散；在篇幅上，它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冗长。中国小说与俄国小说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二者都使用极为现实主义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详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种主观性。虽有丝丝人扣的心理描写，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发挥一下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则很困难。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金瓶梅》在对纯粹腐败堕落行为所进行的详尽描写上，与《卡尔玛卓夫兄弟》相比，毫不逊色。恋爱小说的情节通常都是最杰出的。社会现状小说在近30年来很是时髦，但其情节松散，进而成为一系列互相没有多少关联的趣闻轶事，尽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本身甚至都没有出现，直到近十年来现代作家读了原版的或翻译的西方文学，试图写一些类似的东西之后，它才初露端倪。
总之，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步伐很好地反映出了中国生活的发展步伐。它规模宏大，错综复杂，从不急急匆匆。长篇小说生来就是给人消磨时光的，这一点是公认的。当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消磨，读者又不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没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写完或读完。中国的小说是要耐着性子慢慢读的。路边既有闲花草，谁管路人闲摘花？
西方文学的影响
当两种文化相遇时，较为丰富的那种文化应该给予，另一个则应接纳，这一点十分自然，也极其合乎逻辑。事实上，尽管令人难以置信，给予要比接纳更为幸运。很明显，中国近30年来在文学和思想上获益非浅，这全得归功于西方的影响。承认西方文学内容较为丰富，承认它整体上的优越性，这一点使得自诩为“文学国度”的中国大为震惊。约莫50年前，中国人有深刻印象的只有欧洲的炮艇；约莫30年前，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深刻印象；约莫20年前，他们发现西方居然还有十分优秀的文学，而现在不少人已经在慢慢地意识到西方甚至具备比他们自己更良好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风范。
对于一个古老而又自傲的国度而言，这可实在使人难以接受，但是中国之大，已经大到可以接受任何东西的地步。无论如何，文学领域的变革已经到来。中国的文学在文体和内容上的深刻变化，比以往整整2000年来的任何变化都要大。受外语的直接影响，白话本身成了文学的媒介；语言的解放是由一位深受西方精神感染的人士所提倡起来的。词汇大量增加，这意味着增加了大量新的概念，无论是科学、哲学、艺术还是文学的概念都包括在内。这些概念通常比我们思维中的那些旧材料的概念、定义更完善、更精确。我们思维中这种原材料的增多，导致了文体的变革。文体的变革又现代化到旧文人难以辨认的地步，以至使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新的语言格式。如果让他们为杂志写一篇在文体和内容上都能为人接受的文章，他会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诸如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等新的文学样式已经出现，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也大为改进。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在总体上与法国新古典学派观点非常相似的中国旧文学批评标准现在已被抛弃（新古典主义曾使欧洲人在一个半世纪之中都没有能够欣赏莎士比亚）。代之而起的是更为新鲜、丰富和广阔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终会使文学与生活高度和谐起来，使我们的思维更为精确，使我们的人生更为真诚。
当然，给予比接纳更为幸运。接纳带来了混乱。进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进步还常常是丑陋的。伴随着年轻的中国那心灵的剧烈震荡，我们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欢悦的庸见。这个新旧选择调整的任务殊非一个寻常的心灵所能承担，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是极端地幼稚，脾性是那么易变，观念是那么浅薄。理解；日东西是困难的，明白新东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许的浪漫主义，也有些许的自由主义；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缺乏心理稳定因素，对任何旧的东西，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东西，都感到很不耐烦；极端轻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到南斯拉夫去搜寻最新的诗人，到保加利亚去搜寻最新的小说家；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时小心谨慎，极端敏感（这只能说明自己自信心的缺乏）；有一点源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也有时时袭来的忧郁和过度的热情，年复一年的口号之争就像狗在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这一切塑造了现代中国作品的特性。
我们已经失却了稳定而完整地看待生活的天赋。今天，文学被罩上了政治的云彩，作家被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捧着法西斯主义，一派捧着共产主义，各自以之为疗救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并不比旧中国的时候强多少。可尽管表面上思想已经得到了解放，以往类似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排斥异端的传统所引起的极度不安的精神现在却仍未能平息下来。这种不安只不过是由现代术语来描绘就是了。因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喜爱自由，就像喜爱一个外国淫妇一样，毫无真情可言。这些都是转折时代的丑恶特征，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消失的，但那只是在中国成为一个政治上组织得很好的国度，人们的心灵也少了一些敏感的暇疵的时候。
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因为中国一次就收获了西方学术的各种成果，其中包括哲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经济学等方面，以及为现代批判性的文化所包容的一切其他东西。甚至于外国的儿童游戏、歌曲和舞蹈，现在也正在介绍进来。在讨论文学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总结了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学进步中的积极作用。这种影响的直接来源是欧洲文学的汉语译作。看一看这些翻译作品的范围和内容，你将会发现这种影响的程度，并顺便看到这种影响的类型。
中文版的《1934年出版年鉴》中，有一个近23年来翻译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目录，这些作品出自26个国家的不同作者之手。这个目录并不完备，但已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我们按照作者多寡，将这些国家排列如下：英国46人，法国38人，俄国36人，德国30人，日本30人，美国18人，意大利7人，挪威6人，波兰5人，西班牙4人，匈牙利3人，希腊3人，非洲2人，犹太人2人，其余瑞士、比利时、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叙利亚、波斯、印度和泰国各占一人。
翻译过来的英国小说家主要有乔治·爱略特、菲尔丁、笛福（包括《摩尔·佛兰德斯》）①、金斯莱、斯威夫特、哥尔斯密、勃朗特姐妹（包括《呼啸山庄》和《维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