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413章

，很顺利地进入拉萨。延信部则在沿途击退了大策凌敦多布的袭击，顺利地护送噶桑嘉措到达拉萨。九月，噶桑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清廷还派公策旺诺尔布率兵三千驻守，西藏地方的局势安定下来。
大策凌敦多布在袭击清军失败后感到大势已去，率领残部经由克勒底雅逃回准噶尔，到达伊犁时已是第二年二月了。这次在西藏行动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策妄阿拉布坦，他只得派使臣到北京朝见，表示愿意与清朝政府恢复旧好。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
朱一贵起义
康熙末年，表面看来，清王朝统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歌舞升平，但就在这一片繁荣昌盛景象的背后，却依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清朝统治者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台湾设府以来，对广大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各地方官吏无不将去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台湾作官视为利宝地，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生活极为困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康熙六十年（1721年）爆发的朱一贵起义正是康熙后期台湾地区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危机不断尖锐激化的反映。
朱一贵又名朱祖，祖籍福建漳州长泰县。因破产失业，在家乡无法生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浮海移居台湾罗汉门，先为衙门小吏，后以养鸭为生。朱一贵为人侠义，结交甚广，能孚众望，利用天地会组织秘密活动，网罗了一批患难兄弟。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知府王珍利用征收税粮之机侵扰百姓，强逼农民纳粮每石高出市价折银七钱二分，耕牛每头加税三钱，开设糖磨铺一座税银七两二钱。广大贫苦农民难受其害，怨声载道。王珍还借口禁止私伐山木，逮捕了二百余人，终于激起民变。是年四月十九日，朱一贵率众在罗汉门焚表起义。随即，各地天地会成员和贫苦群众纷纷起义响应：郭国正、翁义起义于草潭，戴穆、江国伦起义于下埤头，林曹、林骞、林琏起义于新园，王忠义起义于小琉球，杜君英等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起义于淡水。
赤金龙朱一贵起义后，率众袭击清军冈山塘汛，旗开得胜。台湾总兵欧阳凯闻报，急忙派游击周应龙率兵四百前往镇压，台湾县丞冯迪也调集各地地主武装前来助战。清军四处焚掠村寨，滥杀，村民，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纷纷加入起义军，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朱一贵率起义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昼伏夜出，寻找各种机会袭击敌人。把总张文学带兵搜索起义军，遭到伏击，兵勇四散奔逃，武器装备都被起义军缴获。周应龙连遭失败，只得率部退往楠仔坑。不久，起义军又击溃南路参将苗景龙所率清军，并夜袭新园，夺取军械库。杜君英起义后，率部与朱一贵起义军一起攻占淡水；范景文也联络高山族起义群众奔赴冈山，整个台湾起义队伍发展到30万人。四月二十八日，起义军与清军在赤山相遇，朱一贵与杜君英分兵两路夹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大获全胜，击毙千总陈元。生擒周应遂等，周应龙率残兵逃回台湾府城。朱一贵率起义军主力乘胜追击，直逼台湾府城。杜君英率所部转攻凤山南路清营，杀把总林富等，守备马定国战败自杀，生擒参将苗景龙，然后回兵与朱一贵会合，围攻台湾府城。总兵欧阳凯率清军1500在城外春牛埔扎营顽抗，起义军以优势兵力冲破清军防线，阵斩总兵欧阳凯，清军全军溃败，城中文武争先渡海逃往内地。五月初一，起义军占领台湾府城，并连克诸罗、凤山等地，整个台湾几乎尽入义军之手。
起义军在台湾府城建立农民政权。朱一贵被推为大元帅，称“中兴王”，建元“永和”，分封部属为国师、太师、国公、将军、尚书等，并发布讨清檄文——告中外书，声称要“横渡大海，会师北伐，饮马长城，捣彼虏廷，歼其丑类”，誓与清王朝决斗到底。另外，朱一贵还为起义军制订了“严禁淫掠”、“秋毫无犯”等严格的纪律和“顽抗严惩”，“投诚有生”的对敌政策，对争取群众拥护，瓦解敌人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第263章　清朝（17）（）　
清廷得到台湾事变的消息，大为震惊，因和平日久，将骄兵惰，猝遇变故，一时竟“仓惶无所措”，直到数十天后，方才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六月，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兰廷珍等先后率军12000人、水手6000人，分乘战船六百余艘渡海赴台镇压起义军，又命台湾各地地主武装协助兵官作战，并以种种手段不解起义队伍。起义军内部在建立政权后发生分裂。杜君英早有野心，想立其子杜会三为王，故不服从朱一贵管束，破坏起义军纪律，“每事骄蹇，掠妇女七人闭营中”。朱一贵严惩了违犯军纪的戴穆、洪阵等人，并派人警告杜君英父子。杜君英命人捆缚朱一贵所派将领，公开制造分裂，朱一贵遂出兵镇压。杜君英父子被打败后，带部分起义军出走，后投降了清军，为清廷所杀。清军渡海之际，原投降起义军的清将刘得紫、秀才林皋等也反水复叛。所有这些，严重削弱了起义力量，给清军以可乘之机。六月十六日，清军进抵台湾鹿耳门，起义军连战失利，被迫于当月二十三日退出府城，清军紧追不舍。朱一贵率起义军残部败至沟尾庄，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部众四散，朱一贵被俘，压送北京，凌迟处死。各地起义军亦先后为清军镇压。
摊丁入亩
明朝末年，由于严重的土地占有和繁重的赋税负担，引起了农民大起义。清朝建立以后，对赋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廷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把丁税总数固定下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这一政策并未能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地方官绅往往利用人口流动等因素，把赋税转嫁到下层百姓身上。因此，改革赋役制度势在必行。
康熙十三年（1674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曾在苏、即松江、杭、即嘉兴四府，准备实行均田役法，即把县中土地均摊各里、各甲，由土地的多少决定赋役的多少。康熙二十年（1681年），直隶乐宁县知县于成龙也提出实行均田均丁法，以使富户增加、贫者减轻负担。其后，湖南安乡县也部分实行了“地丁随粮摊”的尝试。但最早正式提出“摊丁入亩”主张的，是康熙五十二年（1673年）御史董文燧，建议“统计丁粮，按亩均派”。虽然户部没有采纳，却允在广东、四川先作试行。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正式将丁银在田亩中分派。稍后，四川也将“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的办法付诸实施。
根据直隶总督李维均的奏请，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向全国正式颁布诏令，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但各省的实际实行则先后不一，先后五十年之久。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福建省实行；雍正三年（1725年），山东省实行；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省实行；雍正五年（1727年），江办、安徽、江西省实行；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广西省实行；雍正七年（1729年），湖北省实行，乾隆元年（1735年），山西省实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贵州省实行。省内各州县之间，实行时间也有较大差距。如福建省于雍正二年宣布实行，但一些州县一直迟迟未行，拖延十数年之久。
“摊丁入亩”的具体办法，就是把一县的丁役银钱总额，分别摊入到该县的每亩土地中去。从土地田赋中征收，而不再按人头征收。各省地亩摊丁平均数字，湖南省最高，一些县达到八钱六分一厘，因其是“以粮石载了”征收。其次是福建、山西等商业较发达的部分州县，丁多地少，所以每亩数较高。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它的实行，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是赋程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从而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一定好处，也减少了地方官绅利用人口数字贪污中饱的机会。同时，废除了人口的丁役，使地方的人身依附得以松弛，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但不再对人丁征役，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无节制增长。
摊丁入亩的实行，把农民负担的一部分赋税转摊到地主身上，因此，也遭到不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