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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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走马上任，但另一个重要职位还空着呢，那就是国务部（外交部）的最高长官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部长”。“国务部”的名字是沿用英国的叫法。国务卿是所有驻外公使的顶头上司，他并不比其他部长更“高端”，但在美国早期政治中，国务卿的下一个目标往往是白宫，比如，前六位总统中有四位当过国务卿，所以，这个位置特别显眼。从宪法的角度看，国务部确实是最重要的联邦政府部门，因为内政大多由各州自理，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军事和外交，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很自然地会成为核心人物。在华盛顿执政时期，国务卿不像后来那样特殊，但他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只因国务部暂时群龙无首，汉密尔顿代理外交事务，他已开始了与英国的秘密谈判。美英关系正常化是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点上，汉密尔顿与总统有高度的共识，谈判进行得也很顺利。但是，那位新任国务卿为什么还迟迟不现身呢？
华盛顿心中最理想的国务卿人选是约翰杰伊。杰伊曾是巴黎和约的谈判代表之一，后来一直担任邦联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外交理念一致，都认为美英关系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在使纽约州接受宪法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盛顿跟杰伊很投缘，他特别想把国务部交给杰伊。可是，杰伊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忽然不想搞外交了，而是要去最高法院。华盛顿觉得很遗憾，但他尊重杰伊的意愿，提名他为首席大法官。既然杰伊不当国务卿，似乎就只有一个人能胜任了，他就是驻法公使托马斯杰斐逊。历史弄人，这看上去完全偶然的选择决定了新国家的命运。杰斐逊就像汉密尔顿一样不可替代，把任何其他人放在他的位置，美国也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华盛顿没想到，他为自己挑的不只是一位国务卿，还是一个对手。杰斐逊的加盟将让华盛顿面对他最不愿面对的痛苦，也将让新国家学会民主政治的规则。
说起来，华盛顿与杰斐逊的交情源远流长，他们在殖民地议会时期就是同事了。他们一起领导抗税斗争，一起参加大陆会议。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后，大陆会议为他办了个宴会，既祝贺他就职，也为他送行。在宴会的最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代表最年长的和最年轻的议员一起为华盛顿祝酒，那温馨一刻让他很感动。华盛顿领兵之后虽然与杰斐逊时常通信，但很少有机会见面。实际上，华盛顿对杰斐逊的了解还是停留在多年前的印象。他爱杰斐逊的才华，却不知道杰斐逊的政治理想并不符合他对这位内阁成员的期望。
杰斐逊这一路走得好辛苦。他本来挺春风得意的，26岁当选弗吉尼亚议会议员，33岁起草独立宣言，36岁成为弗吉尼亚州的战时州长。可是，就在他任州长的时候，本尼迪克阿诺德带领英军入侵弗吉尼亚。由于杰斐逊决策失误，弗吉尼亚损失惨重。在民兵与英军对阵里士满时，他这个州长大人居然弃城而逃，别提多丢人了。为这事，弗吉尼亚议会差点弹劾他。极度沮丧的杰斐逊辞去州长职务，想与妻儿在蒙蒂塞洛共度余生。可是，六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夭折，最后只剩下两个女儿。1781年，邦联议会想让杰斐逊去巴黎参加美英和谈，但杰斐逊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卧病在床的妻子玛莎。1782年，33岁的玛莎在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几个月后离开人世。杰斐逊与玛莎感情特别好，她临终前，杰斐逊拉着她的手，向她发誓，他将终身不娶。他坚守誓言，果真没有再娶。玛莎的离去让杰斐逊陷入极大的悲哀和痛苦中，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三个星期，好像魂魄散尽。等好不容易缓过点劲儿，他就骑着马，沿着与妻子一起走过的路默默地徘徊，沉浸在无尽的思念和回忆中。
1784年，邦联议会任命杰斐逊为驻法公使，接替即将卸任回国的富兰克林。这一次，杰斐逊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因为蒙蒂塞洛已经没有他的牵挂，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似乎可以减轻他的痛苦。他把两岁的小女儿托给亲戚照料，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奴隶，远渡重洋，来到巴黎。他受到富兰克林和拉法耶特的热情接待。富兰克林是杰斐逊的偶像，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法国外交大臣弗吉尼斯接见他时说：“我听说你来代替富兰克林先生。”杰斐逊说：“不，我是来接替他。没有人可以代替他。”
杰斐逊刚到巴黎时，被法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惊呆了。在革命前夕的法国，你要么拥有无限的权力，要么没有任何权利。上流社会极度腐败，下层平民极度贫穷；一边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一边是破旧不堪的贫民窟和衣衫褴褛的流浪者。这种绝对的不平等让杰斐逊不禁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在那里，至少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再穷也不至于吃不上饭。而且，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和成功。杰斐逊认为，这就是共和精神带来的幸福。可是，渐渐地，法国在杰斐逊眼中变得不再那么黑暗，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些精美的建筑和艺术品时，他完全被法国人的思想和才华征服了。还有那美食，那时髦的女人，那热闹的沙龙。杰斐逊本来就多才多艺，再加上他出众的人品、优雅的气质和美国公使的身份，很自然地成了社交沙龙的宠儿。在不知不觉中，他爱上了法国。
在法国的五年让杰斐逊的心灵得到很大的抚慰，他终于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他刚到法国时觉得很孤单，正好约翰亚当斯夫妇也在巴黎，于是，杰斐逊成了亚当斯家的常客。他与亚当斯夫妇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友谊。除了对政治的兴趣，他们都饱读诗书，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亚当斯的孩子都把杰斐逊当亲叔叔，特别是他的长子，未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跟杰斐逊好像比跟他爹都亲。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瑞士读书，学校放假时，他总要去杰斐逊那儿住几天才回家。有时候，他跟父母吵了架，也跑到杰斐逊那儿去诉苦。杰斐逊总是耐心地倾听他所有的烦恼，然后向他讲述自己的人生体验。后来，亚当斯调任驻英公使。美英刚打完仗，关系当然不好。英国报纸天天拿亚当斯开涮，对他和他身后那个“半调子”国家冷嘲热讽。杰斐逊休假时专门赶到伦敦，在亚当斯最难过的时候守在他身边。这两位美国在海外最重要的外交官就这样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着共度艰辛，他们凭着自己的才华、品德和对新大陆的热爱，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出色地代表了他们的国家。
联邦政府成立后，亚当斯回国，当选为副总统。1789年9月，杰斐逊回国述职。他本来打算修整一段时间后再回巴黎。他的船刚靠岸，总统的信已经在等他了。华盛顿正式邀请他出任国务卿。杰斐逊一点也不激动，他根本不想要这份工作，他就想回法国继续当公使。他磨磨蹭蹭地不愿做决定，一会儿说女儿要结婚，走不开；一会儿又说要照料一下庄园的生意。华盛顿等了三个月还没动静，不得不又写了一封信，很温柔地催了他一下。他的好朋友麦迪逊也劝他接受这个职务。1790年3月，杰斐逊终于决定出任第一任国务卿。他对华盛顿说：“我接受此职完全是因为你。我不会为其他人工作。”
杰斐逊对华盛顿的感情多了一点敬，少了一点爱。当初，华盛顿向国会辞去军职的时候，杰斐逊就坐在议员席上，目睹了那永载史册的一幕，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他高度赞扬华盛顿的人品，但似乎无法产生更亲近的感情。他们之间没有化学反应，远远比不上华盛顿与汉密尔顿那种生死与共的情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会“偏心”。他超级理智，绝不会让私人感情影响他的判断力。华盛顿是个非常难伺候的老板，严肃、苛刻、不近人情，一般人受不了他。但是，在用人方面，他有一双火眼金睛。他很高兴两个天才都愿为他效劳，有了他们，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古弗纳莫里斯说：“华盛顿最大的天才就是他能最好地运用那些天才之光。”
随着华盛顿内阁的形成，年轻的国家一步步走上正轨。人们满怀期望地憧憬着新国家的前途，他们的想象力在辽阔富饶的新大陆上似乎永无止境。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后人眼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