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柏杨白话版-第114章

级，秩序井然，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一制度一确立，后世子孙可以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了。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崐。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曰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传袭了几十代，秦作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期的统治，秦无道而十分短促呢？这个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按照礼义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到南郊举行礼仪，沿途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道德礼义的教育。到太子儿童时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这时，天子从天下臣民中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实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一直与正人相处，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与不正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性，习惯就如同自然。’学习礼义与开发智力同步进行，一起增长，所以无论如何切磋都无愧于心；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有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变了，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到的，不是斩首、割人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胡亥头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是由于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很快灭亡，覆车的辙迹是可见的；但如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习惯中养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长大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虽经多重翻译都无法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到那里生活，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崐于将某一行为在它即将发生之前给以制止，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实施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能认为先王不使用奖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觉地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讼案，我与别人一样；然而我一定要使讼案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首先应审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在内确立，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于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灭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情况，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正确与否，必须观察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