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25章

有人说，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整个18世纪，全世界的人口从6。41亿增长到了9。19亿，增幅高达43％，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得力于红薯、玉米这两种“18世纪的食物革命”。
确实，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这两种作物的推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种植，并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最先到山东、河南推广甘薯种植技术的福建监生陈世元，得到皇帝恩赏的国子监学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陆耀因为编写《甘薯录》而被晋升为湖南巡抚。在皇帝的劝谕下，川、楚、陕、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种玉米”。经乾隆一朝的倡导，红薯、玉米已经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口粮。
当然，我们不能说乾隆全盛主要是这两种植物的功劳。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确切地说，增长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18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3。4％，到这个世纪末则达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劳归于水利，由于乾隆年间特别是中前期政治纪律清明，国家执政能力强大，黄、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农业发展的标志性成绩是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其中秦汉为417亿斤，唐代为626亿斤，宋代为835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农业的成绩，使乾隆朝的人口发生爆炸，支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极峰。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经过康熙、雍正两个承平时代，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50年里翻了一番。
二　“盛世”的武功（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驿马穿过西便门，风驰电掣般直奔大清门。
驿马送来的是万里之外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的捷报。他向皇帝汇报说，天山南北所有叛乱都已经彻底平定。这片不驯服的土地经过连续四次大军践踏，终于服服帖帖，不再心存异志。
这场胜利，是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开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个漂亮结局。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从此尽入大清版图，被称为新疆。两朝遗志终于被圆满实现，清王朝最大一块心病被彻底根除。消息传来，四十九岁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连续拜谒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汇报这一喜讯。望着雍正皇帝留下来的宝剑，他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出声，因赋诗道：“质明峰树辨陵园，趋谒松宫冠剑存。敢曰志成荡盐泽，亦云功定靖花门。凡兹万里遐宣武，总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忆痛难言。”
这场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事情起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
这年十月，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书从蒙古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送到了清廷。将军成衮扎布在奏折中汇报，准噶尔汗国的三个小首领，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率领三千户蒙古人，一万多人口，宣布脱离准噶尔汗国，投奔大清国寻求庇护。他们离开了世代居住的额尔齐斯河牧场，顶着凛冽的寒风，赶着牛羊，携带着老小，经过十余天长途跋涉，才到达乌里雅苏台地区。
将军在汇报中说，准噶尔汗国长期与大清为敌，这些人声称投奔大清，不知是真心依附，还是准噶尔人的诡计？他请示皇上，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态度？
收到这封奏报，乾隆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对于三车凌的投奔，他并不感觉意外。从乾隆十年（1745年）以来，他已经多次收到过情报，说准噶尔汗国正处于内乱之中。这次一万多人的内附，更加证明了这些消息的准确。
数代以来，准噶尔汗国一直是大清王国最大的威胁。
准噶尔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长期以来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带。汉人对他们曾经有过多种称呼，比如“西蒙古”“厄鲁特”“卫拉特”和“瓦剌”。明代，就是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带领下，制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俘虏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关后不久，准噶尔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于天山南北，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首领是蒙古族的传奇人物噶尔丹。他坚毅、刚强、多谋善断，通过十年征战，统一了西蒙古四部。随后，他信心暴涨，制定了先统一天山南北，再统一整个蒙古民族，最后与中国的满族统治者较量手腕，恢复大元旧业的宏伟蓝图。
雄心勃勃的噶尔丹颇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个开始在蒙古制造铜币，稳定了草原经济，壮大了蒙古骑兵，很快征服了大半个新疆。中亚一带的民族，已经把他和西面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及东方的康熙皇帝相提并论，称他为“博硕克图汗”，认为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会问鼎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蒙古族统治者。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时。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部的笼络和控制，使噶尔丹统一蒙古的梦想无法实现。接着康熙又两度率兵亲征，举全国之力与准噶尔蒙古较量，终于于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两次大败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在沙漠中怀抱未能实现的梦想，郁郁而终。
虽然击败噶尔丹一直被列为康熙最重要的军事成就之一，但事实上，准噶尔汗国仅仅遭遇了挫折，远远没有被打垮。在噶尔丹之后，他的继承者们很快又使汗国强盛起来。他们重拾噶尔丹的旧梦。雍正九年（1731年），清准两方再起战端，两军大战于和通泊。清军大败，副将军以下皆战死，西路军三万人，逃回科布多者仅两千人。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内外战争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雍正十年（1732年），准噶尔部再度内侵，幸亏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拼命抵抗，才击败了准部。在雍正年间这两次战争打了个平手之后，清帝国和准噶尔握手言和，双方划定了边疆，开始了贸易，中国西部出现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战永远是大清帝国的噩梦，准噶尔部一直窥伺着内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像凶猛的狼群一样迅速出击，在大清帝国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来，虽然天下太平，乾隆却一直警惕地关注着大清的西部版图，凡有准噶尔的消息，他都不放过。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汗国已经有一千多户东迁到察哈尔，归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命赏给他们牲畜，妥善安置。从这些人嘴里，他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信息。
原来，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国原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他的三个儿子为争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残杀，导致汗国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领达瓦齐讨伐不听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投靠清朝政府寻求保护。
因此，接到汇报后，乾隆在第一时间即断定三车凌是真降。他命令守边将军妥善安插三车凌人口，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银两、米面和牛羊，还专门设了“赛因济雅哈图盟”，任命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
投降的三千户西蒙古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不仅如此，为了表彰杜尔伯特三车凌“率万余众，倾心来归”的功绩，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还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三车凌。皇帝分别册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蒙克为贝勒，其余头目也都分别封为贝子、公、台、吉等。他连续八次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举行盛大的宴会。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