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全八册]》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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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有三个织造，名义上的工作是负责皇家的纺织工厂，并将这些丝绸运往北京。织造们品级很低，俸禄也很一般，但是个个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见这是一个肥差事，织造们相当于皇帝钦定的包工头。
就拿曹寅来说，他有三个工厂，六百六十四张织布机，两千五百名专业工人，至于学徒和仆役就更多。曹寅的俸禄是年薪一百零五两白银，年终红利一百零八两。如果要贪污朝廷的拨款也很难，朝廷拨给的经费也不高。光靠朝廷的拨款是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所以这些织造们个个都发挥资本家的天赋，他们有办法让钱生钱。
曹寅生财之道是向康熙借钱，然后收购铜矿，赚了不少钱。八年后，曹寅还想继续，康熙叫停了他。后来，他又投资盐业，赚的钱更多。曹寅后来担任巡盐御史，利用职务谋求了巨大的私利，并由此导致了亏空，虽然因此被起诉，但是在康熙朝曹李两家始终高枕无忧。
在发家致富这块，最美的差事莫过于接待南巡的皇帝。不仅皇帝赏赐，地方官员也纷纷贿赂。
曹李两家经营几十年，积累了万贯家私，但是破产只在一夜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驾崩，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另一些则是灾难的征兆。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李家首先被控贪污公款。
雍正这个人跟他父亲不一样，凡事他父亲生前喜欢的人他都讨厌，凡事他父亲生前讨厌的人他都给予重用。雍正刚上台不久，就撤了李煦的职位，此时，李煦已是风烛残年。
新上任的苏州织造胡凤翚到任不久就查出李煦亏空的问题，并上奏给新皇帝雍正。雍正立刻派两江总督查弼纳调查此事，查弼纳办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把李煦在京城和苏州的两处家产全部抄查。更惨的是，李煦的家人和仆人也全变成奴仆，拉到街上去拍卖。雍正对年羹尧特别好，让年羹尧自己去挑选。
曹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灾难降临的时候比李家晚了六年。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塞楞额给雍正参了曹家一本，说是江宁织造的杂役路过山东时，骚扰勒索驿站。雍正是个对腐败非常痛恨的皇帝，让人立即查清这件事。
查出来的结果反倒跟骚扰勒索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发现江宁织造曹钚形欢耍鞣绮徽骺蘸芏唷５诙昴瓿酰芗揖捅怀Ｓ赫芗业娜烁蠼婧糜阉搴盏挛罄此搴盏驴吹讲芤囊沛准枘讯热眨薹ㄑ钭约海憬缥拿磐獠耸锌诘氖呒浞坎Ω恰２芗揖驼饷此ヂ淞耍芗胰绻凰ヂ洌苎┣垡裁话旆ㄐ闯觥逗炻ッ巍贰?br /> 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内密探”就这样走向了不归路。
我们发现导致曹李两家破产的罪名都是亏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说明亏空是实有其事。
曹李两家都很善于经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亏空呢？
这跟曹李两家承担康熙南巡的费用有关，当然，曹李两家花钱也是非常大方的。康熙在生前就警告过曹李两家：“以后各方打点的费用就免了，奉承上司的费用也取消，好好补足盐差的亏空吧！如果不听朕的金玉良言，以后你们会后悔莫及的，你们要为子孙后代的身家性命考虑啊！”
可见，亏空问题在康熙朝大家就心知肚明，康熙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一再给曹李两家机会，让他们补上亏空。康熙还曾帮曹寅还上了三十二万两的债务，但是到了雍正期间事情就没这么好办了。
不过，经济原因只是曹李两家败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党争案”中，有人控告他曾经给八阿哥赠送漂亮的奴婢，八阿哥当时的人气很高，李煦在他身上投资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明察秋毫的雍正，这事肯定是不愉快的。
雍正继位后，对昔日的政敌进行了大清洗。雍正曾经指责曹畹酱ε芄叵担恍┩踝用枪叵倒谇捉Ｓ赫咕嫠绻シ壹停褪峭踝用且簿炔涣怂?br /> 从雍正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家被抄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再加上曹寅生前是支持太子胤礽的。九阿哥胤禟是雍正的政敌，最后被雍正迫害致死。胤禟跟曹家是有来往的，在康熙时代胤禟曾经参与制造江宁织造的镀金石狮子，这是曹家和胤禟交往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曹李两家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南山案
大清一朝，发生过一百七十多次文字狱，南山案是清朝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个被后代皇帝平反的文字狱。为南山案平反的正是雍正皇帝，至今人们摸不透雍正平反的真正原因，但这事似乎又在验证这样一个推断：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都厌恶，凡是康熙厌恶的雍正都接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参劾翰林院大才子戴名世，说这个人恃才傲物，妄窃文名，还是贡生的时候，就私自刻印文集，里面文辞狂逆，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现在当上了朝廷命官，仍然作风不改，依旧口无遮拦，轻狂不羁，希望皇帝能够给他一点惩罚和警告。
从赵申乔的动机看，他似乎跟戴名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是希望皇帝能够教训教训这个狂生，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这个案子并不重视，此时他忙于废立太子之事，焦头烂额。但是刑部接到这个案子后很较真，此案很快就升级了，戴名世以前的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很快就变成大逆不道的罪名。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孑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煳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