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929章

话说人若权柄在手，多半暗生野心，祖士稚也不能外。但此前始终有裴该压在他头上——既为契交，又总朝政，外加门第还比他高，兵力比他强，根基比他厚——乃不便起妄念；其后裴该既然受禅，基本上大局已定，即便自己再想折腾也没啥赢的期望啦。
——倘若裴该提前挂了，或者说祖某再年轻十岁，说不定契友之间，也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存在呢。
故此祖逖此前在襄国庆功之宴上，才会停杯叹息，遗憾自己恐怕再无上阵的机会了——不仅仅朝廷未必放心他再掌兵，而且自己也没什么仗值得打啦。只是原本考虑，河北既定，而下江南尚遥遥无期——这半年多时间从并州到冀州，打了多少恶仗啊，国家岂能不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呢——朝廷是一定会趁机改组祖家军的；倘若自己仍在朝中，可以施加影响力，不使那些追随自己百战余生的将吏被边缘化，若然直接退休，那部下的前途就很难保障啦。
然而裴该一见面就吟诗，还说什么“今日奏凯旋，朕为解战袍”，祖逖误以为天子暗生疑忌之心，这才赶紧表态——我告老还不成吗？
不仅仅告老，而且不打算回归故乡范阳遒县，只是前往成皋相伴亡母的坟茔——成皋距离洛阳咫尺之遥，方便朝廷监视，那你总不至于再担心了吧。
裴该见其做此等表态，才觉悟到自己说错话……吟错诗了，赶紧好言抚慰。随即将祖逖等人迎入洛阳城中，即于大殿摆宴款待。翌日下诏，加祖逖上柱国（原为大将军），并加“开国辅运忠勇功臣”号，使接替陶侃为枢密使，登堂拜相。
其实对于应该怎样封赏祖逖的问题，他还没回来，朝中重臣就已经多次开会讨论了。主要祖士稚的职、爵，原本便已达人臣之极，为正一品元帅、大将军，封范阳郡公，还能怎么升啊？总不成封他个王爵吧？
好在裴该于历代典章制度颇为熟悉——不仅仅是从前的，也包括以后的——就此抄袭唐、宋、明三代制度，搞了个“功臣号”的新花样出来。
功臣号始于唐玄宗，赐予部分臣子“开元功臣”之号；代宗时赐“宝应功臣”；德宗因乱逃往凤翔，乃赐扈从禁军官兵“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宋、明因袭。裴该模仿明制，以“开国”冠首，加四字为号，以赐祖逖。
到目前为止，有功臣号的唯祖士稚一人而已，但大家伙儿估摸着，起码裴嶷、陶侃也是有这个资格的，就看什么时候上号罢了——陶士行若也有扩土之功，等他凯旋就该有啦；至于裴文冀因是文职，或许得熬到退休。
无论给予武勋最高的上柱国，还是给加功臣号，这终究都是虚的，那么实职，该怎么给予祖逖呢？裴该跟陶侃商议，说让祖士稚代卿掌枢省，卿为朕外镇，谋划攻打江南，如何啊？陶侃倒是没啥意见，裴嶷等人却纷纷表示反对。
主要也在于河北之战既毕，接下来肯定要整编祖家军，倘若由祖逖坐镇枢省，必然趁机给予其旧将更大利益和权柄啊——利益、权柄，皆所欲争者也，怎能拱手让人呢？
直到祖逖凯旋，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出个结果来。然而祖逖自请致仕，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进之意……于是裴该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什么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枢密省，弱其权柄。
枢密省掌军，而尚书省掌民，文武分置，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马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体，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分归长史、司马管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巴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
——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顶多朝前迈出了一步而已。
故而更制，将兵部也即军政系统，转辖尚书；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将逐渐取消民屯，且压缩军屯，屯部也会缩水成一个司，则枢密省最终唯有枢部和警部两个下辖部门而已。
对此，祖逖既无奢望，且有心理准备，倒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随即在裴该的主持下，召集尚、枢二省及度部、兵部、枢部、警部主要职官，对军事系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编旧祖家军。祖氏诸将陆续被召还都中，先予升赏，然后发去军校进修——当然啦，承诺这只是固有程序，不过为熟悉新的军制和军规罢了，他们还有上阵的机会。各部亦陆续打散，与旧关中军混编，襄国、涿县等地的守护，也就此改换为裴该旧将。
此前的军制，纯出裴该自断，先是引用了一些后世的名词，比方说莫名其妙的“排”——没办法，他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世的记忆和知识，偶尔也难免产生冲突和讹误，好在性情基本上继承了穿越之前——后又因应形势层层加叠，多少搞得有些不伦不类。
前在长安，一则行台制度本来就属临时性，二则麾下也没有太多文学之士跳出来挑毛病，还则罢了；既至洛阳登基，大票旧官僚或被投闲置散，无所事事，难免无事生非，或者谋图悻进，寻机进言，于是上起祭祀、下到躬耕，举凡官制、兵制、典章、律法，三天两头有人上奏，请求天子依从古礼。
其实“时移事易，变法宜矣”，这个道理大家伙儿都懂，若还有人以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直接抄商鞅的原话就能给怼回去。但若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或者是只涉其名而不及其实呢？朝廷也不便一概驳斥，滴水不进吧。
终究这个时代仍以儒家为尊，而儒从周礼，则不管骨子里如何创新，只要在名称上复古，亦能一定程度上彰显新朝的正统性啊。
于是有人提出，《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载，周代兵制是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的，此议首先得到了祖逖的认可，继而上奏裴该，华朝也就相应更改了军中编制的名号。不管怎么说，古人以五百人为一旅，唯齐国以两千人为一旅，而今增旅为万众，终究听上去不怎么威风啊。
于是定下以五人为伍，五伍为卒，五卒为队，五队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军在一万八千人左右。
伍任伍长，卒任卒长，队任队长，旅任旅督，师任师督，军任军帅。其中队以上始有属吏，并置司马，其一师五旅、一军五师，则皆分前后中左右。
——什么，纯以周礼，分伍、两、卒、旅、师，且有伍长、两司马、卒长等号？那裴该首先想到的不是先周，而是太平天国……他坚决不肯仿效。
裴该所设想的和平时期的国家军制，应该以职业士官和部分募兵为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