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744章

名可秀说到这里停了一停，赵鼎便拱手插言道：“士大夫当正心、诚意、修身，以天下为己任，去私欲而为政，则无可惧者，惟道理而行。”
名可秀扬了下眉，没有说话。
卫希颜接过赵鼎的话道：“儒家讲道德修养，盖因人有私心，所以道德要‘修’，不是天然就有。那些入仕的读书人，固然有为了治平天下而当官的，但更多的，是为了求权求钱、求美色。若不然，真宗何以亲赋劝学诗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来勉励读书人勤学应科举，而不是以‘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治平言’为诗下诏？可见，真正弘道的君子是少数。若无制度、律法约束，有多少官员能做到清正廉洁？遑论不惧忤逆皇帝，不虑贬谪去位的有多少？”
她见赵鼎轩眉嚅唇的似要争论，摆手道：“空谈道德是没用的。如蔡京、王黼、童贯、杨戬、梁师成、高俅、白时中、李邦彦之流就是例证。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墙头草，顺着皇帝的风向倒。蔡京为什么能混成新党？因为道宗崇尚熙宁变法！如果道宗反对变法，蔡京马上标榜自己是旧党。这类文官，就是士大夫中的投机者，只要有上位的机会，节操可以无下限，媚主迎合算得了什么。跟这些人讲正心、诚意、修身？还不如对牛弹琴，至少喷个响鼻儿！”
宋藻、陈旉、谢有摧、沈元、陆宸、方显朴等人心里吭哧闷笑，与这位国师论儒家君子道德，太不明智了。
赵鼎虽然敢言，却不是一根筋的犟驴子，当即明智地闭口不争，静等名可秀说下去。
☆、政党之说
“若天命、史官亦不能完全有效抑制皇权，尚有根本之法；即从人君做起。”
名可秀接着说下去道：“从太子幼年起；即教育何为帝王之学；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授以仁心、爱民、节制；养成垂拱而治的无为之君——少令，少燕乐，从谏如流，迁过从善；恭俭寡欲。”
赵鼎及座中的士大夫官员们都赞同点头，天子的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有学问的士大夫无不期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帝王；尤以大宋的士大夫为甚——以做皇帝的经筵官；或进资善堂给储君讲学为进身之途。王安石、司马光、程颢这些经学宗师都是给皇帝、太子讲过经学的；而关学的开创人张载平生憾事之一，就是未能有机会入朝做经筵官，向皇帝宣讲他的学问理念。如胡安国、朱震、范冲、邵伯温、尹焞、苏澹、许景衡这些在朝或在野的学问大家，都先后给赵构讲过经学。不过，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讲些道理，要想彻底影响其性格处事那就不容易了——人君还是得从小教育起。胡安国和朱震都有这种深深的感慨。
赵鼎向来是敢说话的，当即接着名可秀的话直言不讳道：“以后的储君教育，当以仁宗皇帝为范。”
他这话一说，长桌两侧的的绝大多数人都点头赞同。
仁宗朝的大臣对仁宗皇帝的评价很高，观仁宗的谥号便可知。对大行皇帝上谥号是大臣的权力，即位的新君不能干涉，而“仁”是儒家对帝王的最高理想，以“仁”为谥号当然是儒臣对皇帝的最高表赞。在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被臣下以“仁”为谥号。大臣论仁宗道：“恭俭爱民，宽厚仁恕，四十二年始终若一。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宗之后的多数士大夫和史官也对仁宗朝评价很高，认为仁宗亲政的庆历至嘉祐之治号为太平，为大宋最盛之时，远过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称其为“仁宗盛治”；又评赞仁宗朝“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如李迪、王曾、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刘沆、曾公亮、庞籍、唐介、包拯、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都是仁宗有名的贤相或台谏直臣。故而，之后的士大夫们都说，仁宗朝是君子涌现最多的时候，而自古唯有圣贤之君在位，才有君子之臣倍出。
建炎朝的士大夫们，也多数对仁宗的评价很高。若论功绩，仁宗绝非雄主——遏西夏李元昊叛乱侵宋之兵者，为韩琦、范仲淹之功；致“庆历新政”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然论仁宗的帝德——待臣下仁慈宽恕，寡欲不好色乐，节制自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如一，诚为皇帝中的道德典范。
而仁宗能成为帝德之范，即是士大夫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他六岁受教于资善堂，九岁立为皇太子，十三岁即位，但即位后十一年都是章献太后主政，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读书受教育，到二十四岁亲政时，“恭俭仁恕，出于天性”，正是从小受儒臣教育之功。亲政后仍然开经筵，恭听儒臣讲学不缀，是听儒家讲学最勤、受儒学教育最多的一位，故能成就他的仁德。
但名可秀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她道：“仁宗能做到恭俭仁恕，寡欲节制，与章献太后秉政十一年不无关系。”章献太后即真宗皇后刘娥，仁宗并不是她的亲子，因在太后垂帘期间，仁宗很是战战兢兢，唯恐被这位堪比吕后、武后的铁腕太后给废了，养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有理。
名可秀又道：“观仁宗处政，宽仁有余，却少明断，无定志。计三十年间，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有人攻击其一辄易之，若是互相攻击便两罢之。无论人才之黜陟，还是国政之兴革，均辄兴辄止，不能始终。此即仁宗兢兢于太后之下，养成的心性怯退，无果毅之故。若论处政之毅，不如神宗多矣。”
卫希颜点头，心道王安石若是仁宗时的宰相，新法哪能持续十几年，怕也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一般短命。
便听名可秀说道：“观仁宗一朝，对外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唯一的庆历新政，仅历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告中止，盖因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但仁宗性格懦弱也是主因之一。
“庆历新政时，范文正公、富郑公提出革新十策，以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为三大要，而其失败主要在于澄清吏治得罪了太多官员。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熙宁变法，使王荆公为首的新党绕过了最难的吏治澄清而行新法，但吏治不清，何以变革？执法者便是一群贪官奸吏，使变革成了害民，新法最终还是失败在吏治上。
“论神宗变法意志之坚，比仁宗强出何止几倍，然在太后和旧党势力的反对下，仍不敢坚持到底。由此可见，将国事系于人君的意志，无论是仁宗这样的仁厚之君，还是神宗这样的勇毅之君，都是不可靠的；至于道宗这等无德好欲的人君，就更不提了。”
她说的这话等于否定了帝王“自身”，无论仁德、勇毅，都不足以成为新政坚如磐石的靠山，使利于国家社稷的革新政令持续下去。
“而建炎新政为何取得成功？”名可秀提高声音道，“因为时和势。时者，时局；势者，势力。因为吾辈处在一个危亡的时局，必须锐意进取，不能固守不变。故一切不合时宜的都可打破，只要于挽救危亡有利。这就是‘时’。而新政得以成功，还在于有‘势’力保推行。其推行关键之一，在于澄清了吏治。同样是清除贪腐官吏，严明考核，触及的利益者庞大，但吾辈成功了，依靠的可是皇帝的支持？——恰恰相反，”她语声铮然道，“皇帝是在两府和台谏的坚定下而放弃动摇。可以说，没有两府和台谏的强势，没有报纸民意的声势，建炎新政绝无可能成功！”
她抬起手，屈指叩桌，一一吐出四个词，“礼制、报纸、法律、教育！——抑制皇权，这四者缺一不可。”
众人都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何谓礼制？”名可秀诠释道，“一为仁政，爱民；二为君礼臣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句君礼臣忠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主应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拿忠来侍奉君主。孔子认为这个“忠”，是以“勿欺”“犯颜直谏”为事君原则的忠，不是愚忠，盲忠，更不是谄上的媚忠，助纣为虐的恶忠。而大宋儒臣们理解更进一步，认为“臣事君以忠”，必得是忠于职守，忠于事功，忠于仁治。
名可秀说的“忠”，又进了一步。
早在振道社成立之初，名重生就对“忠君”做了精辟的论断，说：“忠者，中心为忠，尽己之谓忠。”意思是，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哪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