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14章

，看在上帝份上，我只是个发报员。
他时不时就梦见木工商店前的狭长街道，出于某种蛮横的潜意识逻辑，他不能离开乌鸦的无头尸体，雪下得很大，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变成半透明的灰烬，天空泛出一种病态的猩红。脚步声清晰可闻，但除了变幻莫测的影子，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莱昂冷汗淋漓地在货船的小舱室里醒来，伸手去摸用胶带粘在床板背面的枪，确认它的存在。
假如他曾经希望过海因斯会奇迹般地在希腊等他，那这希望也在派翠西亚号到达佩特雷港的时候彻底破灭了。货船会在这里停泊一周，船长告诉他，如果他想到岸上去“看一看”，没有人会阻止他的。莱昂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在陌生城市里游荡，因此留在了船上，参与水手们没完没了的牌局，从洛朗手里赢来了半瓶白兰地，下一盘就把它输给了轮机长，水手们哄然大笑，有人使劲拍莱昂的后背。他们不是你的朋友，是泰勒的，他脑海里的细小声音提醒道，海因斯不会再出现了，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在热那亚，莱昂和那个声音争辩道，不能太早下结论。
蠢小子，那个听起来很像母亲的声音叹息道。
——
普利斯科特已经十五分钟没有说过话了。
这十五分钟是从电报送进来之后算起的，一张普通的纸片，攥在秘书手里，像只逃不掉的幼鸟。“鞭子”看完之后划了根火柴把它点着，继而用燃烧的纸片点燃了香烟，大概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普利斯科特热爱戏剧性。办公室没有窗户，通风管嗡嗡作响，空气闻起来像陈旧的马尼拉纸文件袋。桌子上摆了四部电话，传言说其中一部直通兰利，领事想知道是哪一部。他在座位里挪动了一下，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不舒服吗，萨姆？”
“不是。”
“你一直。”区域调度员做了一个擦拭额头的动作。
“只是个习惯动作。”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习惯？”
“不知道，活跃的新陈代谢，我猜。”
“压力，”普利斯科特用拿着烟的手点了一下桌子，像是要把这个单词钉到上面，“外交官和赌徒的区别只在于赌注，你们要价更高，而且要靠无线电来告诉你轮盘转出了什么颜色和数字。”
“这我可不太确定，米切尔。”
普利斯科特又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抽着烟。领事思忖着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还不能回斯特拉斯堡。每次他踏出大使馆分配的临时寓所，总会有假殷勤的“助理”用种种理由请他回去，假如领事坚持外出，那么“助理”会很乐意全程陪同。领事不能确定这群小豺狗听的是谁的指令，中情局还是大使馆的，恐怕没什么区别。
“鞭子”摁熄了烟头。“土耳其那边有些有趣的消息，萨姆，一家藏污纳垢的小旅馆发生了没有受害者的枪击案，你得注意，在这种旅馆里，枪击不是最令人震惊的，没有尸体这个事实才是。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留意到这种小争执，但鉴于我们正在‘打猎’，当地联络处还是派人盘问了门房，你能想象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不，领事温顺地回答，他不能想象。
“他们接待过一位麦卡伦先生，还有他年轻的侄子。”
领事又想用手帕擦脸，但这次他忍住了。
“你已经猜到了，传出枪声的自然是麦卡伦先生的客房，我接着得问合理的问题，不是吗，‘克里斯滕在哪里’，‘见鬼的海因斯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他妈的钥匙在哪里’，完全合理的问题，不是吗？‘我不知道，长官’，我的探员们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长官’，我还不如养一笼鹦鹉。”他又点了一支烟，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领事的视线紧跟着他，就像人们本能地盯紧一条眼镜蛇那样，“‘我给你们想了一个新办法’，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自己嗅不出猎物，那就跟在克格勃屁股后面跑，从今天开始，盯着索科洛夫，七天二十四小时，电话记录，照片记录，一整套流程，直到他把你们引到海因斯和克里斯滕那里’。”
领事舔了舔嘴唇，它们在经过过滤的干燥空气中皲裂，“然后？”
“然后我们让索科洛夫消失，把我们的男孩带回来。”
“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他毕竟是苏联使馆雇员，这会引起——”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部分，萨姆，我们有不下五十种方法把谋杀布置成意外，相信我，这是我们的众多特长之一。”他忽然靠近了领事，后者下意识地后仰，试图拉开距离，“要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件事交给大人们处理，你今天就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斯特拉斯堡，消磨你平庸的外交生涯。我之所以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你在这件事结束之前都不能离开巴黎，我会盯紧你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领事想这么抗议，但就像以往许多次一样，不敢开口。
☆、Epi。13
13。
伊斯坦布尔的子午线酒店，在十年前要是自称本地最佳，不会收到任何异议。经理赌咒发誓他们接待过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政要，而且他们都对顶楼客房赞不绝口。在三次易手和一次翻修之后，今天的子午线酒店看上去依然令人愉悦，不过这是一种类似旧毯子的愉悦，那些习惯它的人不愿舍弃，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多看它一眼。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门童是新来的，第一次见识酒店举行宴会的盛况，但为了不被资历更深的同事嘲笑，他假装毫不在意，甚至有些厌倦，仿佛已经见三十种比这隆重得多的排场。再过四个小时，警察前来盘问的时候，门童会扭着双手，小声说他真的不知道嫌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来往的人太多了，先生，您总不能指望我记住每一张脸吧。他说的是实话，这一整晚，他只是勤恳地做着本职工作，开关车门，搬运宾客的行李，捡起不慎落在地上的钥匙、唇膏、玩偶和襟花。
公平而论，子午线酒店里没有一个人留意到嫌疑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即使留意到了，也没有多想。像这样繁忙的夜晚，酒店时常雇佣按小时计薪的临时员工过来顶班，许多不该开的门都开着，以便让菜肴和饮品更迅速地流转。警察很快得出结论，嫌犯是从洗衣房进来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打昏的洗衣工，一套西装不翼而飞，这套西装属于住在八楼的一位奥地利眼科医生，但相比起今晚被盗的其他财物，这套衣服算不上什么。警察自然而然地继续推断，这位把赃物穿到身上的嫌犯大约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混入宴会之中，那时候议长冗长的演说刚刚结束，香槟像水一样流淌，社交动物们开始互相嗅闻。十点左右，经理往警察局打了第一个焦虑的电话，不到五分钟之后打了第二个。至少九位沮丧的宾客要求警察“用最快速度”找回他们丢失的钱包和珠宝，否则就要找这个或那个政府要员，让官僚主义的怒火降临在警察头上了。他们都承认和一位陌生的银行家谈过话，没有察觉异常，至少当时没有。
这位银行家，焦头烂额的警官询问，他有名字吗？
六个受害人说不记得，另外三个说，亚历克斯。
几轮令人疲惫的盘问下来，警察勉强凑到了一把碎片，这位亚历克斯，没有姓氏，很可能是瑞士人，深色头发，应该是棕色或者黑色，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也可能是非常暗的金色。身高分别是“不记得”、“不清楚”和“大概比我高一些”。绿色眼睛，这是宾客们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点。他说的是一种带有法语口音的德语，又或者是带有德国口音的俄语，不，警官，他不会说土耳其语。
这样的一个人，警察们继续盘问门童，你见过吗？
安拉在上，门童坐直了些，把汗淋淋的手心搓在一起，他确实见过这个人，这位亚历克斯从旋转门里出来时，门童以为他是个需要新鲜空气的宾客，于是上前问他是不是要找子午线酒店著名的花园，如果是的话，前面左转，从小路过去。但亚历克斯摇摇头，把停车票递给他，请他把车开过来。
你相信他了？警察不耐烦地追问，没有想过一秒这张停车票可能是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