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6章

“完美。”领事咕哝道，抓起放在托盘里的酒瓶，检查了液面高度，往杯子里添了一点威士忌。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起用一个退役特工’。”
“我不知道他退役了，肯定是因为备忘录没有更新，我敢打赌克格勃比我更早知道外勤的人事调动。”
“最后一句别在大使面前说。上述特工为什么退役？”
“从没听过这首歌。”
“卢克·麦卡伦。”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帕克用铅笔在废弃不用的信纸上写着什么，“假如中情局坚持接手？”
“表示感激和欢迎，但拒绝提供细节。对不起，联络不上他们；对不起，我只是个领事。”
副领事似乎问完了问题，陷入沉默。他们分坐在桌子两边，一个盯着铅笔，另一个旋转着酒杯。领事额头上布满汗珠，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手帕。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二十五分，自从情报处的人把它拆开，检查里面有没有窃听器之后，它就再没走动过。
“不管怎样，大使还是会召集委员会的，是吗？”领事开口。
“恐怕是的。”
“我们要倒霉了。”
“我们不这样说，先生，按□□认可的表述方式，我们‘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成功机率’。”
“斯科特已经准备好车了吗？”
“就在楼下，先生。大使和夫人邀请你共进晚餐，最好换一条领带。”
领事把杯底残余的威士忌和融化成小颗粒的冰块一起喝下去，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祝我好运，戴维。”
“祝你好运，先生。”
这是副领事在他漫长而曲折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说了实话。
——
“你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吗？”莱昂问。
在过去的十五分钟里，车一直在山羊肠道般小巷里艰难穿行，勉强躲开神出鬼没的手推车和像霉菌一样平铺生长的香料摊。副驾驶座那一侧的车窗关着，狗把鼻子顶在上面，呼出了一大团湿漉漉的雾气。莱昂缩在后排座位，看着灰暗的土黄色墙壁在窗外掠过。
“取决于‘他们’是谁。”海因斯说。
“你知道的，特工处，情报办公室，‘特殊应对小组’，或者近期流行的别的什么专有名词。”
车挤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在石阶上重重地颠簸了几下。“我父亲是个木匠，从没离开过怀俄明，妈妈在我还没到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肺结核。我爸积攒了一小笔钱，想买下琼斯兄弟即将倒闭的伐木场，大琼斯把他嘲笑了一番，我爸扇了他一巴掌，小琼斯抄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棒，打中了我爸，这里，”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当场就死了，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社工一个星期后就把我带走了，那是1955年，我能去的地方只有福利院，能离开福利院的方式只有参军。”
“我很遗憾。”
“不必，因为那不是真的。我在查尔斯顿长大，祖父和父亲都是西弗吉尼亚州议员，再过两年，我哥哥也会加入这个派对，我出色的母亲和妹妹主持着一间教会医院。‘康纳应该在□□里谋求一个职位’，这是我父亲的判决，为此我必须在欧洲服刑，‘外交经验’，他们说，‘弥补康纳从未参军的缺陷’。”车在一扇挂着红色粗布帘的门前停下来，海因斯转过身来，看着莱昂，“或许这也是编造的，你永远不能确定。我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无关紧要。下车，克里斯滕，我们要去见魔术师。”
莱昂的眼睛过了半分钟才适应烟馆里的黑暗。为了盖过刺耳的音乐声，所有人都在高声喊叫，像一群求偶季节的野鹅。烟雾如此浓厚，几乎能用黄油刀切开，海因斯掀起又一道布帘，旋梯把他们引向另一扇门，守在外面的大个子显然认得海因斯，冲他点了点头，推开了门。
楼下的音乐声减弱成低沉的搏动，仿佛地板下面埋着一颗心脏。阿尼卡径直跑向堆满坐垫的长沙发，斜靠在上面的人伸出一只装点着戒指和镯子的手，揉了揉狗的耳朵。矮胖的蜡烛占据着茶几一角，被凝固的烛泪连在一起，像高低起伏的山脉。一个圆形浅口盘里装着些说不清是白垩还是骨头的玩意，旁边是用小碗装着的核桃、葡萄干和成卷的薄片火腿。在莱昂看来，就像是有人把康涅狄格乡下周日集市的算命师帐篷连根拔起，移栽到这里。这个
“塔米娅，”海因斯俯身吻了吻她的脸颊，左边，右边，“像往常一样迷人。”
“迷人”并不是莱昂会用的形容词，除非你觉得一只裹在彩色涡旋纹棉布里的白化病麻雀非常迷人。狗舔着火腿片，发出湿润的吧嗒声。海因斯坐在沙发扶手上，一只手被握在塔米娅挂满金属饰品的鸟爪里，“公事，我想？”她问。
“我需要我的登山工具。”
“惹上麻烦了？”
“我什么时候不在麻烦里？”
“确实，”老太太说，一绺蜷曲的白发随着她点头的动作而晃动，“确实，我的小士兵。这位年轻人是谁？”
“我的侄子泰勒。泰勒，这是塔米娅。”
莱昂握了握她的手，戒指冰凉。老太太看起来并不相信海因斯说的任何一个字，但并没有继续追问。她穿过铺了地毯的房间，像猫一样无声无息，把几本书从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取下来，摸索着一个莱昂看不见的锁，一声咔嗒，然后是保险箱密码盘转动的轻微声音。莱昂看了海因斯一眼，后者看着被窗帘遮挡着的窗户。
塔米娅把一盒子弹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护照，远远不止一本；一个皮夹，一张日内瓦核发的通行证，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红十字会运输车辆”。她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这些东西，像松鼠清空过冬的存粮。海因斯翻了翻皮夹，里面有些现金，各自折成一小叠，法郎，马克，英镑。
“替我照顾阿尼卡。”
塔米娅树枝般的双手撑在胡桃木桌面上，“我应该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般而言我不推荐人们和狗交谈。”海因斯把皮夹放进口袋里，冲莱昂打了个手势，让他收好剩下的，“你也许还需要处理一辆车，推进河里，撞毁在山路上，方式不限。”
“不是喜欢退休的类型，我从第一天就这么说过。”
海因斯推开了门，“再见，塔米娅。”
——
留着一撮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放下电话。
“警方拒绝设置路障和检查站，”他解释，安东思忖着这个人的声音是本来就这么尖细，还是因为此刻非常紧张，“除非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找这辆车，而且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常规外交途径沟通，而不是，我引用他的原话：‘编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他们的人力’。”
也不再需要找这辆车了，安东想这么说，但并没有开口，也许水警两个月后会在港口捞起一辆车，外观完全符合苏联使馆的描述，只是缺了牌照和司机。他们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彼得的孩子们花了大半个月才在山谷里找回被丢弃的卡车。那是以色列向叙利亚和埃及宣战的那一年，伯尔尼的冬天尤其恶劣，白天仿佛只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匆忙让位给寒风呼啸的夜晚。酒店里挤满了情绪低落的滑雪者，在大堂酒吧裹着墨绿绒布的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玩纸牌，安东藏在他们之间，等一个借道维也纳来的英国建筑师，以及他随身带着的坎布里亚浓缩铀工厂蓝图。大雪压塌了一段电线，火车比预计中迟了一周，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妥。
在这些栖息在酒吧的候鸟中，安东认得一家意大利人，主要是三个吵闹不堪的孩子，父亲永远在看报纸，母亲总是点一杯橙汁和一杯伏特加，一点点地把它们混在一起；两个阴郁的德国人，从不和对方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一群骑术学校的学生和他们肥胖的督导；还有一个总是坐在吧台最右边的影子，如果安东有机会猜三次的话，他会说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
火车宣布再次停运的那天晚上，安东比平常更迟下楼，餐厅里已经相当拥挤。纯粹是为了躲避那三个互相投掷黄芥末的那不勒斯小恶魔，他坐到了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旁边。后者起先并没有理会他的意思，直到酒保把马丁尼放到安东面前，他才侧了侧头，“该试试他们的威士忌。”
“马丁尼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只是给你推荐更好的选项。第一次来伯尔尼？”
银行家，安东敲定了一个印象。“第二次，事实上，只是路过，如果不是因为火车。”他打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