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9章

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文人小说下载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事。《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后来回忆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施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多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严管，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室哗笑。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20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新闻记者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从延安传来的。眼看就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中共建国，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老记者戴煌在几十年前有一份《万言书》：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的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有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我们的光明与伟大被过分地宣扬了，而我们的黑暗与腐朽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萧乾总结：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我要采访人生。　
十二、行知
蒋百里曾带两个孩子到德国，一个乡下老太太对他说：“儿女求学固属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重视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产生忧郁或孤独的情绪，学习求好了，身子却弄虚了，精神也被消磨殆尽。这种有学问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何用处？因此之故，除求学外，父母还须注意儿女们的周围环境，让她们跟多数人在一起，多过点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蒋回头提醒孩子：“这位老太太的话，就是课堂外极可宝贵的学问。”
1905年，严复赴伦敦。时逢孙中山在英，两人会晤探讨中国前途，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