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5章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蒋廷黼讲述自己初次见到的鲁迅：“1925年前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还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还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学生都很害怕作文课，当年钱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生想说什么如实写下即可，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一多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有语云：“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周国珍在《忆伍蠡甫先生》中，说他读书时代记忆最深的事：
周国珍翻译高尔基小说，第一句“大海正在笑着”，先生提笔圈去两字，改成“海在笑”。令他惊呆不已，多年以后还不能忘记。
周作人译出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题为《小的一个人》，自觉此题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别无更贴切的译法。他拿到《新青年》发表时，陶孟和提笔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立刻珠圆玉润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称陶为“一字师”。
有一次，废名讲写作要炼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中的一段描写炎热的夏日，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忽然“走近柳荫，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难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他说：“你们看，这‘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写文章就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指着那些将去劳改的“右派”们的背影说：“中国文学的将来，就在他们之中。”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却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起名为《生死场》。
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重返文坛，在讲话中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张爱玲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两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