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0章


耸辜锹剂?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很久以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可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周策纵自嘲曰:“妻娇女嫩成顽敌,室小书多乱似山。”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杀害宋教仁的主凶之一洪述祖,是清代大学者洪亮吉的后人,世代书香,曾制有一联云:“长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尚可为。”可见其才气!清朝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就是由他拟就的。而他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那便是著名的戏剧作家洪深。
陈寅恪是学者,陶铸是国家官员,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然陶铸主政华南时,对陈寅恪十分尊敬,两人结下友谊。文革中,陶铸几次要求善待陈寅恪,红卫兵都置之不理。后来陶铸也被批斗,红卫兵质问他何以如此庇佑陈寅恪,陶铸正色道:“你们要是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待你们!”
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季羡林自传》中曾写季羡林因为担任北大副校长后公务缠身,只好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来写文章。“在会前、会后,甚至是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就用一个耳朵或者半个耳朵去听……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是自行车上,特别是步行的时候,我脑海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
李敖说:“胡适和殷海光是我来台湾后所能看到的算是可以赞美的知识分子,其他的人不够看。傅斯年死得太早!要是再看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我只有照镜子,看我自己。”由于他崇拜殷海光,便学殷的样子,一年四季都穿长袍。 
七、国粹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1906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梁启超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黄仁宇则说:“科举废除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头等大事,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沈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曾为《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作序。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民生革命于事无补,可说是超迈时代的高见。不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以为然,认为如此一来,此国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妇女解放先锋。刘师培曾向湖广总督端方上言辞激烈的劝降书,但他后来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版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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