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5章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高僧大德净空老和尚回忆他当年跟方东美念书时候情景：
我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给我讲课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说：“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四、为学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道：“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林纾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达致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梁启超评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张之洞在《劝学篇》卷首写道：“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此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
张伯苓办教育，重事功而轻学术。经济学家何廉强调统计的重要性，张便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假如我们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又有一次，张问人类学家李济：“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当时想对全国人民做头部测量，听到张的问话，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次年，李济就离开了南开。
陈三立有科学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处。他曾取一只病蝇置于案上，徐观其状，久久不倦。其诗精深真挚，根源正在于此。
1923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作“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
钱玄同说：“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距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他认为其中最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采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
赵元任是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讲巴黎的土语，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