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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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自己一家，不论来了多少人，都住在二楼。
无意间，杜公馆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每天中午，开一桌饭，人多再加，家人父子，亲戚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还有学徒子、徒孙们，谈谈说说，聚而食之。菜色不多，却是极精，因为港沪之间多的是轮船、飞机往来，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川流不息送到杜公馆，因而使这一帮流浪客减了思乡之情，餐餐吃得朵颐大快。他们交换消息、商议事体，都在这一餐饭间，轻松愉快的进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中日大战进行了５个多月，南京陷落两天后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消息：“中国若愿议和，日可停止战争。”但是，中国上下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因为中外人士都认为战事虽然延长，但是日本必败！
南京失陷，日本急想结束战争，他们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与此同时，进攻芜湖的日军第６师团都已经奉令“凯旋”，日本兵欢声雷动，纷纷将行装搬回码头，结果是日本人议和条件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于是日方恼羞成怒，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由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
，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日本致力于制造汉奸傀儡政权，以贯彻其“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阴谋。这是军事进攻以外的另一毒辣险恶新攻势。１９３８年初，杜月笙经政府明令发表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同时，由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实际主持局务的戴笠拨给他一笔经费，请他多方设法，派人去把日本瞩目的“汉奸”对象，自１９２６年段祺瑞垮台时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一一的接到香港地区。
杜月笙的这一使命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安福也罢，皖系也好，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多半亲日。日方操纵汉奸组阁的一纸名单，其榜上有名的，不是跟日本人有公宜，便有私交，而且还个个交情很深。
因为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４日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４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鱼烂，风流云散，那般安福要人困在北京，无路可逃，纷纷躲在往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但是，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开会决定拒绝庇护和容纳他们。这时只有日本使馆同意收容他们，这样安福要人们才得以潜逃而脱险。如今，这一股人投置闲散了将近１２年，官瘾又相当的大，虽然杜月笙有意营救他们南下，但是，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愿不愿意，却是谁也无法臆测。
于是，杜月笙派吴家元和李择一，还有朋友朱秀峰与陈兰，穿梭不停地往来于港沪、港津道上，分别拜访，再三致意，拍胸保证，秘密安排，居然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检查之下，从虎口中抢救出来大部分列名汉奸榜的伪朝新贵，使日方费尽心血，威逼利诱摆出来的伪政府“堂堂阵容”，被杜月笙“拉角”拉得台柱尽折，惨不忍睹，只剩下小猫三、两只。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住在杜月笙的家里，诗酒留连，日夕盘梗，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２８任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3）
杜月笙得了蒋介石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
第二天他又飞回香港。然后把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他便是整日引颈翘望，苦等高宗武安然南来。黄溯初也住在杜公馆苦苦等侯，杜月笙长日陪伴佳宾，好在黄溯初见多识广，为人又很风趣，天大的事搁在心上，他也是从容自在，谈
笑风生。杜月笙从黄溯初那边获益不少，杜公馆上下虽然不清楚黄先生的身份，却是人人对他尊重而又亲近。谁都喜欢听他聊天，畅谈国家前途、天下大事。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日、汪之间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完成，签字仪式订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举行，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原本，献诸中央，揭破汪精卫等卖国的勾当。所以，他到１月４日才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险的陶希圣。
汪精卫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新成立的伪中央党部，先行设置的机构只有外交，宣传和警卫三个“部”，“外交部长”由汪精卫自兼，“警卫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传“部长”即由陶希圣充任。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开始谈判，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州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５个地带，而把海南岛和台湾一般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５大地带还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说，日本要瓜分中国。陶希圣认为，像这样“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是“断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绝在中日密约上签字，一面称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的态度已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１９４０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斐尔路７６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就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杀一个办法。”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１９４０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并且拜年，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了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固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马上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上海滩码头，果然他也告顺利成行。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下午，高陶抵达香港，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才轻轻落下。
顶要紧的人到了，日、汪密约原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摄成底片，交给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携来香港。
“日汪密约”经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转至中央通讯社发表。但是发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了几百字的叙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认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盖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续不全。高宗武夫妇解释说：“图章当然该盖，但是仓卒离沪，不及随手携带。”
于是便为了图章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即将功德圆满的一件大事几乎就要闹僵。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