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第49章

“谢谢，拜托了。”夏英杰说。叶红军带着林萍的地址，开车走了。
夏英杰一直望着汽车，直到从视线里消失了还凝神地站在那里，品味着叶红军的那句话——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遥远的救世主》计划三十万字完成。这部作品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主要以2位女性的生活、工作、婚姻为线索，通过她们不同的社会层次、不同的知识阅历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妇女平等问题的现状。夏英杰创作之前就清醒地意识到：她这是在冒险，或者说在赌博。
作品所宣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的权力、就业机会和婚姻自主三大方面的平等，男人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特权的东西了，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女人还向男人要些什么呢？男人手里还有什么呢？
要当哲学家吗？拿出思想来。
要当政治家吗？拿出纲领来。
要当军事家吗？拿出战绩来。
每一扇大门都是敞开的，能否进去那是女性自身的实力问题。如果以分配名额的方式让女性参政，那么它的大前提就已经失去了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
作品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更多地从人类生存和社会分工来评价女性，赞美女人的天性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作品倡导女性正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倡导男人表现出更多的宽阔胸怀和社会责任。
作品告诫女人：不可轻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权运动救世主们，不可轻信“女人为自己活着”的偏激观点，那些不顾实际而将男女接同一竞技规则计分的女权理论，表面上拔高了女性，最终却是伤害了女性。女性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的经济独立，有赖于发达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更多的适合女性生理特征的工作岗位，有赖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夏英杰认为：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更好地保护女性。女性要求的权益不应该是生存规则的平等，而是社会利益向女性一方的大倾斜。这个倾斜度将直接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尽管夏英杰完全站在了女性利益的立场上，但是她身为女人，毕竟直白地承认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毕竟是在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舆论界的攻击，很可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很可能会失去一批读者。但她决意要冒一下险，因为她不想撒谎。
来到罗马快一个月了，陌生的国度所产生的新奇感渐渐消失，夏英杰已经开始平静地对待这里的生活。她和江薇一起用了二十天的时间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买了一辆女式菲亚特轿车。
她将自己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家里，着实让父母大吃一惊。她不定期地与宋一坤联系，让他掌握这里的情况。
从来到罗马的那一天起，夏英杰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硬指标，每天写作不能少于两千字。她已经有了一部小说的写作经验，加上详细的写作大纲和大量的参考资料，所以写起来比较顺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那些日子确实紧张，但是考试通过之后她就轻松多了，她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时间。
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跑步，上午写作，直到完成两千字以上，晚上从事一些社交活动，广泛收集素材，为以后的创作做准备。
夏英杰的生活是平静的，然而欧洲华人社会却不平静。她的案头放着大量华人刊物，有《欧华》、《欧华时报》、《罗马侨讯》、烨夏文摘》、《荷兰华侨通讯》等等，从一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到华人生活的一斑——《震撼欧洲的浪潮：移民与排外》《华人与黑手党又被划上等号》《奥地利的“外国人法”与中国人“黑手党”事件之间》《罗马之梦与签证的破灭》《凶案发生在巴塞罗纳——一起华人自相残杀事件始末》忡共公安来法与警方合作联合治黑》《排外潮带来的政治风波》《捍卫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声誉》尽管夏英杰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还谈不上了解，但是中国人受歧视的事实她是感觉到了。在罗马的高级旅馆门前，英、美、德等十几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却惟独看不到庄严的五星红旗。
罗马街头，日本产的轿车，日本人的银行，日本人的超级商场随处可见。相比之下，似乎吉普赛人永远都在四处流浪，似乎罗马尼亚人永远都在街头卖报纸，似乎中国人永远都在开餐馆打工。作为一个中国人，夏英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骨子里渴望祖国发达、强大。在罗马，夏英杰的爱国主义情感用不着让谁来教育，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这天下午，夏英杰刚写完她的两千字指标，正在客厅里听音乐，门铃响了。她透过监视孔见是叶红军，便打开门。
叶红军将提包放在沙发上，脱掉皮手套和皮大衣，听着音乐说：“《教父》，这是一坤爱听的曲子。”
“就是他的。”夏英杰关掉录音机说，“这盘磁带从上海到江州，从北京到海南，有点历史了。这次出国我特意带来，想一坤了就听听。”
“今天我来有两件事。”叶红军从提包里取出十几本华人刊物说，“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最新一期的，给你送来。另外，我又来募捐了。”
“又来化缘？”夏英杰感到意外，“我来罗马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捐过两次了。”
叶红军也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第一次是为罗马华侨联合会捐助经费，第二次是为国内的助学希望工程，这次是为春节联欢活动。我是志愿参加春节活动组委会的，不但出钱还得出力，这事总得有一批人去操持。”
夏英杰这才忽然意识到，又要过春节了。算上今年，她已经有两个春节没在父母身边了，而这次，连宋一坤也不能和她在一起。她心里一阵难过，想家，想宋一坤。她停了一会儿说：“都是中国人的事，当然应该出力。咱们还按以前的方式，捐款数目你来决定。”
“我看，你拿一百美元吧。”叶红军说，“募捐历来都是让人难堪的事，自己朋友就得多支持一点。”
夏英杰取了一百美元交给叶红军，说，“你来得正好，今晚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请你陪我去拜访一位台湾老华侨。江薇陪我去过三次都碰了钉子，她说再也不去了，但我还是不甘心。”
“这个人是谁？”叶红军问。
“巴顿饭店的石天文老先生。”
“他？”叶红军摇摇头说，“你不用费心思了，石老先生从不接受采访。”“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老人。”夏英杰说，“我这本书可能在五月份完成，必须早点为下一本书做准备。石天文的故事我只是零星听到一点，又感动又难过。如果故事完整，背景材料充足，我想写一部纪实小说。”
关于石天文，罗马的华人社会有一些他的传说，说他曾经如何威风八面，门庭若市；说他如何仗义疏财，助人于危难；说他为多少华人办了居留分文不取。想当年，有人给他封官戴顶，有人给他下跪磕头。然而当他一病不起，千金散尽的时候，立刻变成了一个孤零零无人问津的陌路人。
“写石天文，可读性没有问题。”叶红军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石老先生是否能接待你。我在罗马也有几年了，也听说不少人去采访他，但都没成功。你要考虑人文背景。”
“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夏英杰略微有些激动地说，“石天文的生活背景是意大利，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我希望从人格角度写这位老人。”
叶红军说：“如果这样，你完全可以写一写一坤的姐姐宋宝英，她的故事不感人吗？”
夏英杰说：“宝英姐的事迹如果由我来写，写得再真实也要变质，容易引起误会。”
“你快从一坤的学堂里毕业了。”叶红军笑笑，说，“好吧，我陪你去碰碰运气。不过，你得先陪我募捐去，这样我就不用专门来接你。”于是，夏英杰给江薇留了一张便条，拿上大衣跟着叶红军下楼了。
叶红军开着那辆旧车跑遍了本区的大小餐馆，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人们大都乐意为自己的民族节日捐款。但是，也有令人难堪的时候，叶红军一进门便被店主扔来一句：“又来了？”最后冷着脸把钱往他手里一塞，完全是打发叫花子的方式。
坐进车里，夏英杰感叹道：“你这才是自讨苦吃，真没看出，你还有这么高的觉悟。”
“人嘛，怎么都是活。”叶红军开着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