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3章

第十九章　司徒平在布达佩斯
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酒吧里，我和阿莲相对而坐。她穿了一件风衣，遮住里面性感的衣着。我们要了两杯红酒和一盒日本七星，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和阿莲的丈夫司徒平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和汪虹去布尔诺参观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博览会。布尔诺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二大城，有三十万人口，距布拉格两百公里。以前布加迪斯拉发是第二大城，后来斯洛伐克独立了，布加迪斯拉发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布尔诺就升任第二大城。这个博览会大约和广交会的性质差不多，但不像广交会只有自己国家厂商参展——世界各国的厂家和商人都在这里租了展台推销自己的商品，而且时间也不像广交会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要三个月呢！
我们停好车，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看过去，还在T形台前看了一会意大利女模特的内衣秀。在参观一个小商品展厅时，我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展台的主人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而且正在嘻嘻地向我们笑。
“司徒平？”汪虹惊喜地叫道。
“是我。怎么样？两年多不见了，你还好吗？”他微笑着问汪虹，并看了我一眼。
“还好，还好。对了，这是我们老板，田力。这是司徒平，我们几乎是前后脚到布拉格的。我是从中国来，他是从匈牙利来。”汪虹介绍说。
于是握手，寒暄，递名片。
我看了看他的展品，全部是瓷器，有茶具、碗碟、装饰品等。
“行吗这个？”我问。
“还可以，我们接了几个订单。”他说。
“再见。”我和他告别，“我们再随便看看。”
他和我再次握手，“多联系。”他说。
在回布拉格的高速公路上，汪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这位司徒平的故事。
司徒平是福建人，但他不像大多数福建人那样瘦瘦小小、尖嘴猴腮，而是周眉正眼，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之气。但汪虹不这么看，她说他长得太累了，永远是一张疲惫的脸和两条焦躁的眉毛。
“跟他呆上半小时先就把你累够呛。”汪虹说。
我说：“怎么会。”
她说：“不信你等着，他一定会找你，你自己体会吧。”
按理说，司徒平应该像他的福建同乡一样，把小眼睛像椎子一样钉住美利坚合众国，在那儿黑着洗碗、送外卖、缝皮包，同时不停地给他们添乱。八年或者十年以后，他们害怕了也烦了，乖乖地请你入了籍。于是你作为美籍华人挺着小胸脯回到家乡，请风水先生选一块宝地买下，为自己及全家老小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坟墓。
但他没有。
不是没有那种愿望，而是没有实现那种愿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者是美国有亲戚朋友，或者是有搭乘“金色冒险号”的高额船资，或者是有几十个人挤在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被吊车从这艘船吊到那艘船的体魄和勇气。而且，他与他那些争先恐后一往无前对美国发动抢滩战役的同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全部是农民，而他，却是一个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不同决定了目的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不同。
这种不同最终害了他。
在欧洲漂泊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的奋斗和失败，心里竟常常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你不按照命运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的路子走，你就会头破血流，穷途潦倒，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就像汪虹，教授的女儿，大学毕业，曾经有着让人羡慕的职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众多的亲戚都在国外，仅仅是想嫁一个西方男人而竟屡屡不可得。后来我总想：她不是不可以嫁人，但她的命运已经安排好了她只能嫁捷克人。在荷兰的阴差阳错绝非偶然，是命运在向你示警。可惜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她更是当局者迷，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就像司徒平，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自己是一个国家干部，与那些农民同乡相比，想法自然多一些，眼界自然高一些。他不甘于刷盘洗碗送外卖的命运，想在海外过一种有别于他那些农民同乡的生活，想换一种活法，做个正儿巴经的企业家。
命运便给他开了个大玩笑。
1991年的春天，他怀抱着美好梦想加入了由小商贩、冒险家、有前科的公民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中国军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布达佩斯。
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感情上就有几分亲切和认同，虽然有过几十年的人为阻隔，甚至也曾兵戎相见，但一旦铁幕卷起，中国人仍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9年——1992年，去东欧国家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去西方各国的总和！
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聚集在匈牙利。
匈牙利人做梦也想不到一下子会涌来这么多中国人，目瞪口呆之余还有几分欣喜，以为这些中国人都是富有的旅游者，被有着“多瑙河玫瑰”之美称的布达佩斯风光所吸引，来这里大把花钱的。
日子长了，匈牙利人渐渐明白：这些中国人不打算走了，要在这美丽的布达佩斯扎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也渐渐现了形儿，各种罪案不断被当地媒体曝光：有欠房租逃之夭夭的；有打完几万美元的国际长途便溜之乎也，让房东彻底破产的；有在市场兜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匈牙利人的；有中国人自己绑票勒索杀人越货的……匈牙利人烦了，便开始陆续出台专门限制中国人的各种措施，以为这样可以减少来匈牙利的中国人数。
但他们想错了，中国人仍然蜂拥而来。
国内媒体有关中国人在东欧活动的报道完全集中在这些国际倒儿爷如何发财致富，国内的廉价商品怎样在东欧获得暴利，甚至连一年一度十几亿人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都在豪迈地大唱“北京的倒儿爷震东欧！”好像是一项伟大成就。
当时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整顿时期，加之因六·四事件引起的几乎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出口锐减，内需很差，库存增大，经济疲软。正像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媒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片面报道东欧华人状况，对发财致富夸大其辞，而对东欧各国政府相继出台针对中国人的限制、歧视、驱赶政策却一字不报。
神州大地立即掀起一股东欧淘金热潮。
诚实又渴望发财的老百姓能不前仆后继？
东欧热的焦点在匈牙利。就是到现在为止，经过大规模地排华、驱赶，坚持下来的中国人仍然要比其他东欧国家的中国人多几倍。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来到匈牙利？说起来好像原因很多，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匈牙利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自1989年1月开始，双方旅游者互免签证。也就是说，匈牙利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公民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的国家。
匈牙利政府这样做是出自对本身利益的考虑：共产党垮台以后，几十年积累的各种弊端一朝爆发，使匈牙利经济困难重重。当时，仅有一千万出头儿人口的匈牙利，外债已达两百多亿美元，人均外债水平居东欧各国之首。政权易手，百废待兴，处处都需要钱，而最能为匈牙利带来外汇收入的就是这个喀尔巴阡盆地的美丽风光。所以，匈牙利对几十个国家实行了旅游者免签证制度。
中国即其一。
但是，其他国家的游客游完就走了，而几万名中国游客好像永远游不够似的，不走。非但不走，后继者还愈来愈多，大有反客为主之意。
匈牙利人着急了，他们终于认识到：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根本不是旅游者，而是打算落地生根的移民！
其实，中国人在匈牙利的移民问题并不算大。
与在匈牙利的其它国家的移民如越南人、土耳其人相比，人数也不是很多。但是中国人太扎眼，我们的传统——优良的和不优良的——使我们在欧洲各国受到万人瞩目的待遇：由于过惯了嘈杂的生活而习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由于祖国地域辽阔而习惯在大街上随地吐痰；由于艰苦朴素而习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由于无商不奸而习惯在生意场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由于勤劳致富而习惯四处奔波劳碌，扛着大包小包商品出了地铁上巴士……至于做奸犯科，那更是别开生面，足令洋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1991年夏天，匈牙利大报《人民自由报》报道说不久前有17000余名外国人因违犯匈牙利法律而被驱逐出境，并公布了他们的国籍，分别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基斯坦人、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这篇报道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