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1章

滚回去！”
以冷静、理性、善良著称的波希米亚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微笑着接受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礼物——短暂的欢迎之后便是长久的冷淡。
道理非常简单：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老百姓对伪劣商品深恶痛绝。
我的一个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庭一般说来买两套茶具就够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套。这已经是极限了，不管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按一个家庭消费一万套茶具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高潮中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抽身早呀！”
然而，十年了，中国货还在天天发。
一百年也卖不完了。
我们的货卖不动了。
汪虹的捷克客户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抽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抽不出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花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她俩干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缝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花还是一个人，干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口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挺高兴，尤其是侯玉花，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子，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子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花园。我和余阳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阳下楼，这姐儿仨已经在厨房做起了饭。
吃罢饭告辞，汪虹送她们出去，还听见吴霞一边发动车子一边嘱咐：“别忘了啊！”
汪虹回答：“忘不了，你们放心吧。”
我问汪虹：“干嘛呢找你？”
汪虹说：“没啥事儿，侯玉花让我帮她找个男人。”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毫不惊奇，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难单独生存。不要说开大车跑外地这样的大活儿，就是练个小摊儿一个人也很困难——不说需要勤去批发市场找货，厕所总要上的吧？一个人就没办法。当然，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块儿干也行，但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难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异性的抚慰就更显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国人都是成双成对，但几乎没有一对是真正的夫妻。这种因为生存需要而临时结成的伴侣，华人社会称之为“傍肩儿”。这个名字起绝了，它极其形像地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路上肩并肩行走。“傍”当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国内盛行的那种“傍大款”的“傍”，这种“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鸟倚人的傍肩儿，很漂亮的，在国内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姓潘。小潘已经结婚了，遇上出国大潮，不免心动。先是想让老公出来试试，但老公不肯，说按道理你先出来才对，你有英语呀。她想也对，便来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难万难，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儿。小潘后来跟我很要好，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每天夜里就怕被电话铃惊醒——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电话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来。遇到这种情况，她和史先生谁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俩人经常在黑暗中相拥着，任那铃声不屈不挠地响。
后来，史先生的太太来了，她们依然住在一起。当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经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由于习惯的原因，有时她仍然为史先生的饮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悦表现出来。有一次史先生开车从外地回来，一进家便钻进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经来了，又去替他找干净的内衣裤，拿着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拦住她说：“潘老师，他和你过去的事我都知道，说真的，我要谢谢你对他的照顾。但以后，”她从小潘手中拿过史先生的内衣裤，“这样的事由我来做。”
以后小潘的丈夫也来了，四个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块儿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开了。两对夫妇和和睦睦，过得也不错。
我还认识一对儿北京傍肩儿，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说这俩人以前可有钱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买。
一个晚上，俩人正吃饭呢，有人摁门铃。一问，是熟人，便开了门。
王明被绑票。
绑匪开出五万美金的价码，并限定了日期——过期即撕票。
这可不是唬人，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席倩倩急得要死，他们不是没钱，有五万美金在银行存着，可那是以王明的名义存的，席倩倩取不出来。绑匪又不敢押着王明去银行，怕王明一喊让警察逮住。没辙儿了，席倩倩飞回中国，磕头祷告地找亲戚朋友借钱，一百一千地凑起来，再换成美金。硬凑了五万美金，在绑匪规定的时限内飞回布拉格，赎回了失魂落魄的王明。
布拉格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席倩倩此番壮举的。不就是一个傍肩儿吗？能有情有义至此，真算得上可歌可泣了！
俩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练摊儿生涯。
后来，席倩倩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赌博，有钱就往卡西诺跑，不输光了不回来。不去练摊儿，也不做饭。王明都认了，一个人去练摊儿，回来还要做饭。他只是不再给席倩倩钱——你要去租录像带吗？好，我陪你一块儿去。不用我陪？也好，那给你租十盘儿带的钱，两百克郎。
席倩倩还有办法，她去借高利贷。到日子还不了，抱着王明哭。王明替她还完债，一声不吭又去练摊儿了。有练摊儿的朋友劝他，快扔了席倩倩吧。他笑了，说：“哪儿能呢！”一边儿支摊儿一边儿唱京戏：
“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
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成为布拉格华人社会的一段佳话。
汪虹跟我商量，“我看王英武不错，给侯玉花介绍介绍？”
我笑了，“瞧你们侯玉花那样儿，不是糟践我们王英武吗？”
王英武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己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懂英语，长得高大英俊。太太在布鲁塞尔留学，他也去比利时呆了一段时间，因为在那边儿办不了身份，便只身来到布拉格。
他在一个市场里练摊儿，我们看他是个老实书生，经常以极低的价格供给他货。可他实在是笨头笨脑，生意总不好，月月赤字。
他有一手绝活儿——中医按摩。练摊儿挣不来钱，他就多次向我提议在我们住的HOUSE里开一个地下诊所——在捷克领取行医执照极为困难——专门按摩。还许诺说凡是年轻漂亮的姑娘都由我来按摩，我一笑置之。没想到他后来真的干了这一行，而且还和一位年轻漂亮的捷克姑娘同居了，生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儿。
汪虹说：“当然得给侯玉花介绍好的了，是我们大姐呢！”
第二天，汪虹向侯玉花介绍了王英武的情况。侯玉花表示满意，但说要悄悄看一看，光听介绍不行。
汪虹说：“我告诉你地方，看一眼就喜欢死你。可是有一条，别真爱上他——我怕你老公知道杀了我。”
晚上，侯玉花来了，说：“不行不行，王英武笨极了，根本不会做生意。”
PASS了。
过了几天，她领着一个又小又瘦、其貌极其不扬的男人来了。汪虹悄悄对她说：“侯姐，这人恶心死了！”
侯玉花笑着说：“可是货卖得好。咱不是挑男人来了，咱是赚钱来了——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宗旨忘了！”
此人姓刘，上海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童男子。两片黑黑的嘴唇从早到晚喋喋不休，人们都叫他“神经刘”。
从此，侯玉花和“神经刘”住在了一起，费用分担，利润共享。也买了一辆加长斯柯达二手车，两人不分寒暑，日夜奔波。
第十八章　阿莲
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跑来找我，对我说：“田力你知道吗？咱们中国人在布拉格开了一家妓院！”
我笑了，说：“是吗？正常正常，生意不好做，只能捞偏门了。”
布拉格已经有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生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