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92章

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45）
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①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页。
②　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24日。
③　刘陈李致中央军委并粟电，1948年9月25日。
④　中央军委致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电，1948年9月25日。
⑤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华东局电，1948年9月28日。
⑥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11日。
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
⑧　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83页。
⑨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电，1948年10月22日。
⑩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4页。
⑾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电，1948年10月27日。
⑿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0月30日。
⒀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31日。
⒁中央军委致陈邓，并告刘粟电，1948年11月3日。
⒂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1页。
⒄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韦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6日。
⒅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电，1948年11月24日。
⒆《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10页。
⒇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电，1948年11月26日。
（21）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电，1948年11月28日。
（22）中央军委致粟陈张谭王，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2月2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9、1370页。
（24）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9页。
（25）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3、34页。
（26）《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86页。
（27）中央军委致杨罗耿，杨李李，聂薄滕，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电，1948年11月9日。
（28）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1月15日。
（29）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6日。
（30）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7日。
（3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8日。
（32）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0日。
（3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94页。
（34）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聂薄膝电，1948年12月10日。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3—1366页。
（36）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页。
（37）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2月21日。
（38）刘亚楼：《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195页。
（39）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8年12月26日。
（40）中央军委致林刘电，1948年12月29日。
（41）崔月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崇高的使命》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55页。
（42）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
（43）中央军委致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44）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91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25页。
第39节将革命进行到底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