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77章

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31）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①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③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④　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⑤　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⑦　中央军委致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⑧　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⑨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⑩　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⑾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⑿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⒁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⒃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⒆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第35节东移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①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