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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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⑨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⑿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⒂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⒄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
第27节整风运动（下）
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为了实现前一项任务，毛泽东强调：“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因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①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凡是取得成绩的，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
后一项任务，也就是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③七月二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