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4章

裁闱磕芩闶歉觥捌锉卑伞?br />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一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回答：“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老红军听后都哈哈大笑。
第二章新兵蛋子（4）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八路军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的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大怒，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一阵扫射。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组织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作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把大法师吓得直打抖。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19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胡彦明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也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支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还给刘春雷，鼓励说：“大刘，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军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胯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儿，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第二章新兵蛋子（5）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第三章初上战场（1）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崔秉志，家里天天送鸡鸭鱼肉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好几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
1938年，普通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薪金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一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骑兵团长王振祥（开国少将）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19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
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刘金魁就参加了红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里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刘春雷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