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私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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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陈向东唯唯诺诺地拉过门，走了。
刘枚又看了一下手表，微微皱了皱眉头，给北京拨了电话：“请问你是谁？啊，是田主任呀！我是金石公司的刘枚……不客气。田主任，有没有其他公司的人到呀？怎么，到了大半了？上海、天津、沈阳公司的昨天就到了？”
刘枚心里掠过一丝不快，这三个公司的头儿很会来事，除了平时单独到北京勾兑外，几乎每次总公司开会，都提前一天以上到开会地点，私下找总裁，找公司的其他的对自己有利的人勾兑，会议开始，他们已经敲定、搁平了有关事情。每年分配的指标，他们比其他公司都多，而且次次得表扬。记得在去年的会上，新疆大鹏公司的买买提经理还提过意见，希望给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以支持。在总结会上，卫总裁脱开讲稿生发开了：“关于一些公司要求给以支持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你自己要做大，要发展。不能单靠我的计划指标。指标的多少，是根据各个公司的发展情况、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等等来综合考虑的。过去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会哭的孩子多给奶。现在不行了，至少在我这里不行了！你看，东部地区、沿海地区比西部发达吧？他们也哭得不厉害、甚至没有哭，可是，国家反而还要给他们优惠政策，给予比西部大得多的投入。我的作法就是这样，学习中央，学习国家。有同志有意见向中央、向国家提去。我是再叫也不多给，弄不好，还要减。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
一席话，打得买买提抓耳挠腮，只有低下头，自认倒霉。散会后，赶紧找田主任套进乎，希望他在卫总裁面前美言一下，免得她一怒之下把他的指标减少了。想到此，刘枚急忙收回思绪，解释道：“我本来也准备昨天来的，可是市里丁书记组织召开一个座谈会，把定的票也退了……不，我一直想找你们几个总公司的台柱聊聊，再给金石出点主意。过去，你们特别是你，帮了我们很多……我至少要请你们搓一顿嘛。我马上去机抄…好嘛，麻烦你了，不要专门派车，有便车就行了……啊，田主任，”她顿了一下，把已到嘴边的“我给你带了点儿土特产”吞了回去，“李一凡向你妹妹问好。她托我给她带了点儿土特产……没办法，她要叫我带。我给她说，现在北京也买得到这些东西，她说，带去的意义不同……好嘛，中午见。”
这下好了，田主任来机场接，正好在车上把礼品交给他。办公室主任，半个经理呀！得罪不起。不是心腹，不是能人，不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是不会安排在办公室当主任的。她要和他处好关系。刘枚叫来唐倩：“你去小会议室，将江岸公司送来的花瓶拿过来，我拿去送田主任。”
“大的还是小的？为什么不送钱？”
“当然是小的。这比钱好。”不一会儿，唐倩就将花瓶拿来了。刘枚接过花瓶，仔细看着说：“这也是清代的古董，值好几千哩。管它的哟，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你给包装一下。”唐倩将包好的花瓶递给刘枚后，正要走，刘枚叫住她，说：“你给赵平主任说一下，叫他协助李一凡把一季度的销售情况尽快弄出来。我已给李一凡布置了，叫她统计。我回来后就去给丁书记汇报。”
小唐得令般去了。刘枚双手上举，伸了个懒腰，正想长长地出一口气，手机又叫了，抓过一看，是丁书记的，她赶快打开，来不及问就听他大声说：“小刘枚呀，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断了，怎么也打不进来。你一路平安哟。还有、还有，市妇联关主任对我说，她好像有什么事要找你……”
“丁书记，关主任有什么事？是不是要在北京带东西？”
“唔……她……你要走了吧？这样，等你到了北京，我叫她直接给你来电话。你帮忙给她办一下。”
关敏有什么事？神秘兮兮的，还叫书记来说！刘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重要会议
“噗、噗……”正襟危坐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来富用指关节敲着麦克风，又“呼、呼”地吹了两口气，再“喂”了两声，然后扳着一张马脸扫视了一遍会场，清了清嗓子后就威严地说：“开会了〃
刚才还如马蜂窝般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与会者唰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像一群小学生。仲秋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觉得有点怪异：一个个的老总在本单位都是重量级、至尊者，就连平常和他一样爱喜笑怒骂、很有记者特性的罗仁全也一本正经起来。这是为什么？是对会议的重视？是对讲话者的尊重？他看不出来。
“今天喊大家来是开一个紧急会，因为太重要了，上午决定后就立即通知大家。我看了一下，大家都到得很整齐，没有拉稀摆带的。说明我们新闻队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ň来发达书记要亲自来的，今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另有重要任务，就来不了啦，叫我代表他，也代表正在北京开会的青敬部长全权开好这个会。”得意之色洋溢在文来富脸上，“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媒体做了大量的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
文副部长已经讲开了，可是左边的罗副总那打开的工作笔记本上除了写上年月日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拿着笔在装模作样；右边的电视台的老总也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年月日、地点，一笔一划地写了两行；他的右边那位则在一张白纸上画素描。仲秋似乎明白了一点为什么，那就是台上的人讲什么对这些曾经沧海的人并不重要，但是他手中的权手中的官帽对于在坐的除自己以外的人就显得重要了。
在当今，虽然官是无形的，随之而来的有形的待遇却很多，提级加薪来往小车手握发稿生杀大权！有几个上了又主动下来的？尽管他们对人就说当总编太累，此活儿不是人干的；尽管他们从骨子里都瞧不起这个从县里连跳三级不知新闻为何物却来管新闻大谈新闻的文常务副部长，但他们还得在他面前现出谦恭，还得吹捧他“你讲得好，说到了点子上，高！坚决照你的指示办”。实话实说，很多人都在为帽子而活，他们怕有朝一日被摘了官帽，从而失去既得的权力和伴随着的利益，宁肯做个弯着腰或干脆跪着活的“人”，也不原去争那吃不得穿不得用不得坐不得的鸟骨气！
报社就有一个老副总编，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新闻界，其业务水平有口皆碑，但就是不识时务，受到中国传统文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的影响，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结果，那个副字就是去不了，直到退休也没有在他名字后面加个括号，享受副厅级待遇。另一个“自学成才”的，尽管他一条“本报讯”都写不好，但因为他会做人、懂事，就享受了那个官场上趋之若骛的“待遇”。后者一见到比他官大的或者尽管比他小但能管住他的诸如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的人，就一张脸笑得像烂桃子，那声音比太监的还太监。虽然待遇高些，但脸上的皱纹比比皆是，刚过六十，就如七十好几的人了。倒是那个没有“待遇”的，越活越年轻，像才过五十　è社的同仁们私下常拿他俩比较，要那劳什子“待遇”就活得累，那脸就是这些年笑老的，身子也是这些年早出晚归跑后门累垮的！
虽然如此，但一拨又一拨的人还是愿学后者——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人生，享受官本位下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每每想到此，仲秋心里就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味道。怪不得现在“站着”的人快成了珍稀动物！
台上那位言必称发达书记的文副部长是仲秋的中学同学，当他早就从农村调回城，结束了知青生活时，文来富还在他下乡的地方偷鸡摸狗，好吃懒做，加上说不清道不白的男女关系，就连知青大返城时都没能乘上最后一班回城车。后来，他和在红山县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