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版倚天屠龙史》第7章

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　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Dr。　Sean对南宋武林秩序的讨论是源于以下认识的：这是一个个人武林的时代，武术家的个人能力是整个中国版图内武林秩序的维系。这种私人模式既不同于北宋时期的家族　（familial）┙膛桑╯ectarian）武林模式，也不同于元代的门派　（school）┌锘幔╣ang）武林社会。个人武林体系的确立，是由于好几个格斗天才的出现，他们凭借自己天才的格斗技术凌驾于所有帮派或者格斗家之上。这几位处于权力顶层的统治者，主要依靠个人的格斗技术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力量，掌控着整个远东武林的大部分权力。在第一代五绝之中，有三个人（Zhe　Wang；Zhixing　Duan；　Qi　Hong）拥有对各自集团的绝对指挥权，而另外两个人　（Feng　Ouyang；　Yaoshi　Huang）则是完全以个人的身份在江湖上活动。就目前大家所掌握的史料看来，五绝地位和他们的集团身份大体上是分离的，Zhe　Wang（王喆）的地位不需要靠他遍布中国的信徒来维持，段皇帝也没有动用军队或其他特使去参与武林事务，这两种情形从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二人所领导的集团或国家与江湖社会缺乏必要的相关性。但是　Qi　Hong的乞丐黑帮的情况却令我们很迷惑，这个黑帮是当时整个东亚中最大帮派，也是这个江湖社会中最活跃的组成　；　作为一个万人大帮派的最高领袖，Qi　Hong却并不积极的统领帮派成员（　gangsters）参与江湖事务，这点和其他时代的帮主（don）或大主教　（pope）十分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来，　Qi　Hong的五绝地位也不与他的帮派地位紧密相关的。Dr。Sean所指出的这种格斗家以完全的个人身份站立在江湖权力顶层的模式，在整个远东的江湖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在　Dr。Sean的历史书上我们看到，这样的秩序却持续了三代。在金与南宋的后半期，这个模式一直保持着，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兴趣盎然。
包括　Dr。Sean在内的大多数欧洲社会史研究者都认同下面这种观点：五绝在他们的时代，大概上是五位实际的统治者　（monarch），主宰（dominate）着远东大陆大部分国家　（西域金国宋朝大理国　；并不包括西藏满洲朝鲜和蒙古　）的江湖。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　“＇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　”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　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　“真正的明尊弟子　”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　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　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
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　——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　——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着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
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　——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