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匪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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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喊，那小鬼子跑得越快。九斤刀就越急：“哪位好兄弟快开枪，抢回了我的刀，我请客……”
这时，离他最近的就是我爷爷。说实在的，我爷爷真不会打仗，望着满眼的鬼子只知道喊：“打，狠狠地打……”
九斤刀急了：“大掌柜的，你的小左轮，快开枪……”
“对……”我爷爷似如梦初醒，“对对对，快开枪。”这才伸直胳膊，六发子弹一口气搂完。结果，六发子弹全部打中，那个背着大刀的小鬼子一头载到了地上。九斤刀一个箭步冲上去，摘下了自己的刀：“大掌柜的，我请您喝酒。”
第二个被我爷爷打死的小鬼子是真正的小鬼子，最多十五六岁，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在被我爷爷的小左轮打中胸口时，竟不知道喊一声，只是低头看了一眼伤口就倒下了。
他是在押着两个伪军往上冲时，被我爷爷打死的。他们三个冲到十几米远的时候，我爷爷扔了一颗手榴弹，可惜，皮毛也没炸着。他们又往前冲，我爷爷急了，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中国人的躲一边。”这一喊，提醒了两个伪军，两个家伙扭头就往后跑。我爷爷一闭眼搂了火，六发子弹全部打出。但这一次可没上回那么准，五发子弹全部打空，只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可就是这一发，正好击中了那位日本小兵的心脏！
多年以后，我爷爷还一直在想着那个日本娃娃兵，想着他临死前的表情。若他不来中国打仗，兴许会像我父亲和我叔叔那样，呆在学校里念书，家里或许也有一个四岁的小妹妹……
这次战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天快黑的时候，一枪准终于找到空挡，敲碎了鬼子指挥官小队长横二的脑瓜，这使日军陷入了慌乱，加上天色将晚，鬼子们主动撤离了战场。
第三部分
第31章
“重庆地下分子”及赴日留学梦（1）
又该说说我父亲及我叔叔了。因为小兄弟俩都大了，到了该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了。
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在青岛礼贤中学上学的时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伪时期。
如此，我们就要不可避免地谈及很少有人涉及的日伪时期的教育。说到日伪教育，我们印象中总是这样一番情景：日本人横行校里，强迫中国孩子学日语，别的都不学了，学不好的皮鞭大大的，师生们不能够表现出一丁点的反日言论，否则，宪兵队的干活。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以这一时期的青岛中学为例，大致情况如下：正校长为中国人，副校长为日本人（多为日方宣抚班成员，亦称辅导员）。一般情况下，还是正校长说了算。学校的教师也以中国人为主，日本教师也有，主要教日文，课程之丰富也是难以想象的，共有语文（国语）、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修身（后改为“公民”）、体育、劳作、美术、音乐、军训、日语、英语共二十门。要求在三年内授完，其中日语课每周为六节。实事求是地说，这六节课并不算多。同时，日本人并不排斥英语。这一点曾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当然，为了鼓励学好日语，校方还实行奖学金制度。学习日语好的学生，每月可以受到一定的奖励。奖品为现金和学习生活用品等。我叔叔就因日语学习好，经常受到表彰，发的奖品用不了，就送给我父亲，我叔叔差点还被选为赴日留学生。当然是公派。如果成行，日伪当局每月发给他生活学习费用80元。这在当时是个很高的数目，须知，那时的一些中小学教师的薪金，亦不过每月50到100元！
只可惜，因我父亲的缘故（他那爱惹事的哥哥参加“重庆地下分子”领导的抗日活动）和他自身的缘故——他跟班上的一名日本女生“拍拖”，受到其他日本男生的忌妒，因而未能成行。若不，他就不仅仅是国军少将了，很可能是当时台湾驻日本大使！
当时日伪教育的方针是：“救助文盲，辅助失学”、“贯彻东西一体之精神”、“中日亲仁善邻，力求共存共荣”、“依据东方道义要谛，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努力实施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了自卫，中日两国必须亲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
日本教师同中国学生之间基本可以和睦相处。有时，还会像朋友一样开玩笑。我父亲班上的（这时，他弟兄俩已不在一个班了）日语老师名叫东野三郎，是日本山口县人，在家时就是中学教师。后在关东军服役，因车祸摔断了腿，以后来青岛教日语。任职期间他曾两次回日本探亲，每次回来，总要捎些糖果给同学们吃。东野的汉语比较差，我父亲等几个同学就捉弄他。有一次，他出钱让同学给他买地瓜胶吃（一种土制糖果）：“那稀（是）什么……”
我父亲就说：“那稀（是）狗屎。”
东野就直咂舌头：“好好，狗屎好气（吃），狗屎好气（吃）……”
东野上日语课时，严格要求用日语点名，对话。但课后他又会向同学们学汉语。并用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记，常常背到半夜，第二天还要求中国同学帮他纠正，他经常邀请同学们去他的住地去玩，只要去了，他就热情接待。他非常喜欢我父亲的“调皮”，还送了他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小铜佛做纪念。
东野讲课好举实例，用事实说话。比如讲，他说中国首先是政治腐败，全国没有高效统一的政府，官员普遍贪污，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众的生活却一贫如洗，导致社会不公……他又说日本先进，中国落后，所以中日应互相提携，共同发展。他以1937年为例说：日本的钢产品是580万吨，生铁239万吨，石油169万吨，水泥611万吨，发电量303万千瓦，工业总产值是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已成为工业强国。
“反观你们支那，”东野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4。6亿人口，1142万平方公里（含外蒙），拥有丰富的鸡（资）源，可以上这些项目，你们却连日本的零头都够不响（上）。你们只有13。6亿美元的产值，农业产值就占了90％。我们能造所有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你们只能造汉阳造的步枪，连机关枪都造不了……所以，日本的这个……”东野竖起大拇指，“支那的，这个……”再竖竖自己的小拇指。
这么一比，常把同学们比得灰头灰脸。
尽管日本老师东野同他的中国学生们个人关系很好，但这并不能阻挡同学们日渐增长的抗日情绪。同理，他最喜欢我父亲，但我父亲的抗日情绪也最烈。
说我父亲在上初三时就是光荣的地下工作者，你可能认为我在吹牛，但我要告诉你，这是真事。只是，他并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称之为“重庆地下分子”！
把我父亲发展为“地下党”的，是另一位国民党的地下党。他姓赵，是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尤其精通先秦散文及唐诗，而且上课前从不备课，但学生就爱听他讲课。赵老师是军统的骨干分子，也有说他是军统青岛站副站长的。说起他们从事的地下工作，甚是好笑，根本不是什么行刺，暗杀或搞爆破，而是听收音机，记录新闻，然后刻印成传单散发。
当时，日本当局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对收音机管制特别严。老百姓只能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或四管收音机。三管只能收青岛的，四管只能收北平的。同时实施收音机登记收费办法，凡有收音机的，电台每月派人收取所谓的“收听费”（大概就像现在的管理费）。由日本宪兵亲自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在收音机上贴上一张盖有“日本宪兵队检阅济”的纸条（就是“验讫”的意思）。如果发现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收听敌台的证据。灾难将随之而来。
赵老师同我父亲的武器恰好是一台两波段的收音机。那时，赵老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两人常常以讨论功课为名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然后将广播内容记下，再交相关人员刻印成传单散发。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一律是单线联系奇Qīsuu。сom书。纪律一点也不比我党的差！
大约一直干到1942年，赵老师终于被发现了。发现他的是另一位老师，教数学的，外号蛤蟆眼。这人的实际身份是南京汪系76号的特务，同时又是日本人在青岛的黑社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