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02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约占总数的60～80％。在财源紧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并约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1。2亿法币。同时，政府以外债为担保，大量发行国内公债。
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共发行了19笔公债，总计有法币150多亿元，关金1亿，英镑2000万，美元2亿。但发行公债绝大多数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由银行垫款给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公债的发行又成了官僚资本发财的手段。
第二，垄断金融。实行外汇管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另一条途径。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20元法币折合一美元，为官定外汇比价；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还规定了一套繁琐的手续，造成骇人听闻的外汇黑市交易。例如，抗战八年，外汇中的美元与法币的官价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超过官价27倍以上。
旧中国的银行资本是同外汇紫密连系在一起的。少数权势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买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之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重庆政府对外汇的统制，进一步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形成它对整个金融市场垄断。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美元、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第三，扩增捐税。由于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它便采取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另外它还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货不税的状况。至于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如保安捐、壮丁捐、保甲捐、兵役捐等多达上百种。从1941年下半年起，在农村实行了田赋征实的办法后，1943年又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从1941年到1945年6月，通过“三征”，共收粮食2。4亿多石，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1941年3月，国民党八中全会通过了“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这实质是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财政部依此掌握了六类物品的专卖权。他们采取低价买，高价卖的办法，使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却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
继1937年9月，对外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由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3年2月，又成立了物资局，对棉纱等许多物资也实行统购，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然后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
1942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1。3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为例J942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100元。1943年差价竟达1100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其结果迫使民营工业关门倒闭。
第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
抗战8年中，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319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市发行数额来看，1937年6月为16亿元，1945年8月则达到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主要是：
第一，加强文化专制。国民党通过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文化专制，向进步文化和进步作家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运动纲领》，鼓吹一个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接着，制定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对进步文化作品进行压制。1943年仅查禁书刊即达500余种。
第二，迫害进步报刊。国民党对进步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将所有宣传革命的、进步的、抗日的内容进行删改、扣压、不准发表。国民党强迫改组了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排斥进步记者，杜绝抗战的进步舆论。
《新华日报》是他们的眼中钉，蒋介石几次进行干预。如1944年7月15日他勒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彻底检查《新华日报》：“本日新华日报第3版下栏登载《谈中原战事血的教训》及《河南大学生的遭遇》，如何此种通信任其登载，……是否该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