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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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逻辑方法。问题归纳得很明了，因果关系也很简洁，但是，距离事实太远，有太浓厚的“官样”气息。我们要是这样来研究问题或者做工作，难免有人会怨声载道。
首先所述与事实不符，地方官在当时已经不怕他一个正在被调查的鸟亲王了，准备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经如实上报，谁也没有胆量隐瞒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实的。再次，张居正也没有断然处置某人，洪朝选的被下狱是在12年之后；他更没有权力废去辽王，即使是参与了“废辽”，也是用了一些办法才达到目的。相信大家已经大概知道要运用些什么手段。
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堂堂正正，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世间这样的文字很多啊）。这根本不是在做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著作《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　》，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志）’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在上面这段话，却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段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对于废辽王之事，《明史》上（本纪第十九，穆宗条）记载很简单，只说“己亥，废辽王宪节为庶人”，多半个字也没有。诸王列传里关于他的事多一点，但也很简略。看来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明史》里关于张居正构陷辽王的记载，原来可能还有一些，但在康熙十二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奎听说康熙皇帝对张居正说了几句不错的评语，便进京请求皇帝将《明史》里的“构陷”情节予以删除。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点未删干净的影子。就是张居正确实授意过福建巡抚劳堪，要整治一下洪朝选。史书里写朝选死得很惨，死后还不让敛尸，以至腐烂。朝选的儿子进京伏阙告御状，也被刑杖。
再看张居正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他的一个门生弹劾他专权，引起过很大风波。在弹劾的罪状里，就有以构陷谋夺辽王府的事。只是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张居正死后，辽王妃再告，才成为一个事件。
然而当时引起义愤的，是谋夺王府一事，而不是“构陷”本身。对于“构陷”，大家都没有异议，包括对张居正尚能持有公论的人。看来，不管是“构陷”还是为民除害，大家早就知道辽王的垮台，张居正是插了一手的。
至于张居正是怎么插的手，是直接上疏，还是利用讲筵的机会（给皇帝办的春秋季短训班），或是通过大太监李芳，均不得其详。我在上面引用的张居正揭发辽王的话，来自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原始的出处在哪里，待考。
我认为，既然有史料为证，我们就不必为尊者讳了，这件事情并不影响张居正的整体形象，反而凸显出他的一个很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刻，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干净麻利。对手既想不到攻击会从他这儿来，而且也无法再翻身。
搞辽王，非常符合张居正一贯的政治谋略特色。所以我信其有。
那么，他复仇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谋夺王府后花园，还是因为爷爷张镇的那笔旧账？我看都不太可能。
谋夺王府，我留在后面再谈，根据线索，夺没夺还存着疑呢。爷爷之死，可能会是一个因素，但比重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只是一个类似恶作剧的行为。皇族，从来就是这套不知深浅的货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所谓“诗酒唱和”中宪节对张居正有意无意的折辱。张居正虽不以诗文著称，但也是一翰林才子，整天陪着白痴王爷说违心的话，陪笑脸，这就是不可化解的屈辱。那小辽王说话办事也是没有分寸的，说不定多有嘲讽与贬低。有权有势者的狂，相信大家都领教过一些，
这种折辱，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才是最不可原谅的。张居正对辽王的报复心理或者说“杀机”，就因这一点而发。
张居正平生最痛恨两种人，一是无能的宗族。这些皇亲国戚们把国家都快吃垮了，还要直接欺负老百姓。张居正所痛心的“财货上流”，就是指的这个。二是言官，张居正认为他们只会靠摇唇鼓舌混日子，没什么好作用，所以凡触犯了他的，都不会留情。
只有对那些有才干的对手，张居正才会存有敬意，不会赶尽杀绝，总是留有余地。对辽王这种除了“生得好”而一无所能的人，死，或者不死，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这就是张居正！他会为农妇夜哭、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