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6章

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但我们家仍然不舍得扔掉或者吃掉，无论是从东街搬家到东关大队，还是从东关大队搬家到南住宅，一直养着它到一九七八年。在东关大队住时，老母鸡大概吃了地里有农药的种子，回到家里已经不行了。母亲一看，连忙把小刀用酒精烧了烧，把它的嗉子割开，把里面的食物取出来洗干净，又用在酒精里泡过的针线给它缝上。结果，老母鸡居然又奇迹般地熬了过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五、援助非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统治者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七十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一万多个纪念碑、三万座碉堡（「注」当时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才二百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除了“明灯”以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注」这个政权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短短三年之内，消灭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鲜……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Z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全部由中国出钱、出人一手建成。这条铁路大部分位于坦桑尼亚境内，沿线遍布高山急流、森林峡谷，到处不见人畜炊烟、惟见毒虫猛兽；更可怕的是当地疟疾流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比如说萃萃蝇，人一旦被它咬了就会总是昏昏欲睡，再也无法苏醒。铁Z局的工人们到了以后，因为没有条件运输施工设备，只得从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起点站开始修路，修好一段就往前挪动一段，工程浩大，条件艰难，前前后后修了将近十年才最后完工。
坦赞铁路据说是到现在为止我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全线建筑桥梁三百多座，火车站九十多个。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有六十多个工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些工人埋在异国他乡，据说现在连坟墓都无人打扫。一次无偿援助人家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承受能力，因此当卡翁达（「注」当时的赞比亚总统）和尼雷尔（「注」当时的坦桑尼亚总统）向我国提出这项请求时，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赞成。不但是中国人难以承受，就连国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拒绝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援助请求。于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跑到中国来，对伟大领袖说了一番恭维话之后，伟大领袖一言九鼎、语惊四座：“这条铁路投资不过才一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　话虽这么说，真等到动工修建，才发现实际的总投资远远超过了预算，总计达二十亿元人民币（「注」当时的币值），相当于三百三十三万中国工人一年的全部收入总额。
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十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坦赞铁路修好之后移交给当地人管理，但其管理却始终混乱不堪：列车经常晚点，事故接连不断，运量严重不足。中国不但要援助修建这条铁路，而且之后的三十年里还要不断地援助他们更新设备。这条铁路修好之前，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修好三十年以后，仍旧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穷落后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那个时代国内修建各类建筑时也要讲阶级路线，讲“无产阶级审美观”，只准修那种呆板、灰暗的“火柴盒”，不许修带有“资产阶级美学”倾向的华丽建筑。因此当时铁Z局在国内盖的那些火车站不管大小，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千篇一律。那些学建筑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国内不敢搞创新，一个个憋坏了。到了坦桑尼亚以后，人家不搞“无产阶级审美观”，于是这些设计师们如同鱼儿游进大海，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铁Z局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九十多个火车站，一个车站一个样子，没有一个风格是雷同的。缤纷别致的建筑令铁Z局的工人们大开眼界，很多人都回国多少年了还赞不绝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统治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世界上最穷的坦桑尼亚还糟糕，而且还必须要凭票才能买到。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出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很奇怪地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这种现象严重地抹黑了当时中国的“胖子”形象，于是后来政工人员专门向工人下达了命令：严禁捎白面回国，违者一律没收白面，并给行政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几个人会真信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六、偷听敌台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于父母辛苦的劳作和省吃俭用，渐渐地家里稍微宽松了一点，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一台“春蕾”牌收音机，用来偷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由于“收听敌台”在当时是能够吓死人的弥天大罪，因此我的父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躲在被窝里抱着收音机搜索。听完之后还要赶紧把收音机调到别的频段，以防万一被人发觉。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用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与世界孤立开来，但还是百密一疏，给老百姓留下了这个了解世界的小小缝隙。现在，朝鲜的金氏父子显然吸取了经验教训，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弄成只能接收一个频段。
有一次莫斯科电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播音员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被剥夺了享受艺术的权利……”当时还有一个“火花”广播电台，每次广播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并对“导师”和“四人帮”进行讨伐。父亲猜测这是一个有军队背景的秘密电台，因为每次广播时间都很短，几分钟念完一篇文章马上静默，播出时间也不确定。
当时我国正在“批林批孔”，于是国内的广播内容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艺栏目”广播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农村节目”广播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军事节目”广播解放军指战员批林批孔，甚至连“少儿节目”也居然是“红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谓“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位“红小兵”在广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听到林彪宣扬克己复礼，我们红小兵的肺都气炸了！”我的父亲后来嘲讽说：那还穿着开裆裤的红小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