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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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父亲还听这位族兄讲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确山境内行驶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实在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二、和平昙花一现
开封光复以后，祖父到漯河来接妻小回开封，专门包了一节闷罐车厢，全家人和随从就住在车厢里走。当时黄河决口还没有堵住，走到许昌一带路过黄泛区，铁路都被水淹了，就临时用枕木搭成墩子上面铺钢轨，火车就在上面走。我父亲透过闷罐车上的小窗户伸出头往外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外面白茫茫的都是水，水里面东一个火车头，西一节车厢，都是枕木墩子倒塌时翻下去的。火车在那一段开得很慢，脚下的枕木墩子被火车一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祖父听到这种声音，又看看外面的水，说道：“这种路别说走火车，连走人都害怕，早知道这样就不坐火车了。”后来火车过中牟时，也有一段这样的路。
一九三八年黄河改道后，开封位于黄河新河道北边。到了中牟的铁路终点，全家人又坐老百姓的船渡过黄河。过河后又坐了一段火车，才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开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省政府对面的宅子。回家以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父亲和叔叔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些玩意挺新鲜，但祖父讨厌日本的风格，雇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这些侨民前后不同的表现，正应了国家强，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三井洋行有两个日本职员，日本投降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国，在我们家旁边租了一个院子，靠做酱油谋生。日本人敬业，做的酱油质量非常好，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看，酱油上还漂着一层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黄豆发酵做的。我父亲小的时候，经常到他们的酱油作坊里玩，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黄豆也是粒粒饱满。起初，两人挨家挨户地送酱油，挺和气的，当时不收钱，每个季度结一次账。那时人们诚实，卖东西的从不缺斤短两，买东西的也不恶意赖帐，所以只要货好，生意就特别好做。后来，买他们酱油的人越来越多，两个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还雇了两个帮工。
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真正欢欣鼓舞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在战乱中离开的人们回家乡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以前仅仅有过一面之交、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也都如同亲人一般热情洋溢地互问寒暖。一九四六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开封城内的回民爱扎灯笼，往往是回民取胜。而一些读书人，则在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
开封龙亭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小的水比较浑浊，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较清澈，叫杨家湖。当地老百姓说这两个湖的湖底，分别就是当年潘仁美和杨继业的府邸。开封光复后的那个元宵节，在潘、杨两湖举行了放河灯活动，附近几十里内的人都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由于人多，经常还有站在湖边的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挤到湖里的情形。当时天气还颇冷，掉到水里的人爬上来就狼狈不堪地往家里赶，边上的人就哈哈地笑。当时的场面正是：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悬殊，从十来岁到十八、九岁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被当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父亲他们这帮小孩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开封犹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开封犹太人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功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些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称买得起童子军服的学生叫“正规军”，买不起制服为“杂牌队”，一点都不照顾学生的自尊心。在学生列队出操时，总是有人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男孩子都比较皮实，无所谓；而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表情非常尴尬。我父亲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这几个老师作对，总是自觉地也站到“杂牌队”里去。那几个势利的老师惹不起当官的子女，也无可奈何。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叫刘茂恩，我父亲曾经多次见到过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儿童节时（「注」民国时期的儿童节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刘茂恩都身着便装在华北运动场检阅童子军。当时童子军们排成一个个方阵，每人肩上扛一个童子军棍，从检阅台前面走过，接受刘茂恩的检阅。
父亲有一个表姐夫，叫李老五，脑子很活，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李老五当时是刘茂恩的生活秘书，负责安排刘茂恩的饮食起居。在伺候刘茂恩期间，他见过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解放后，李老五先是在开封街头卖了一阵子菜，后来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亲见他在封丘黄羊口收破烂。那次李老五见到我父亲以后，搂住我父亲的肩膀，诡秘地说：“兄弟，昨天我收了一个电机，八块钱；今天我卖了，知道卖多少？二十八！就这么一转手，二十块钱到手了兄弟！”这时，父亲的表姐走过来训他：“就你能！人家藏都来不及呢，你还在这儿谝！”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说：“这不是俺兄弟吗，怕啥咧。”
大概从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