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5章

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八十九万人死亡的惨祸，这无疑是抗战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笔。
然而，我并不同意以往我国解放后一些历史书所言决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为了逃命”、“丧心病狂”等提法。因为，人们选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往往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是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相当弱小，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寇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说蒋介石“逃命”，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不用炸花园口，蒋介石什么时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个流亡政府。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发动的十恶不赦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抗战初期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中原大饥荒。一九四二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接连几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的蝗虫个头非常大，如同大人的中指那么粗。蝗虫飞来时，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接着就是遮天蔽日，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三百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的父亲那一年七岁，已经记事了。那一段时间，每天只要一出家门，他总是能看到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个很多饿死的人。每天都有人推着独轮车，把这些皮包骨头的死者扛上车，跟落柴火一样码起来，再拉到城外什么地方去。满街都是乞丐和掠食者，今天还是个活人，明天就可能成为饿殍，被人扛上独轮车埋了。饥荒虽重，但街上该卖什么还卖什么，照样繁华景象。一天，我父亲看见一个老太婆刚买了一个烧饼，正准备吃时，一个十四五岁、蓬头垢面的男孩突然从后面跑去抢走了老太婆手中的烧饼，一边跑，一边大口大口吃，还往烧饼上吐唾沫。老太婆见自己的烧饼被抢走，跟在后面撵了几步，无奈小脚跑不快，追不上了，于是号啕大哭起来。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搞扩军，除了抓丁拉夫，还通过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在此基础上，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个省支持。当时河南一半以上的地盘和人口已经沦陷，剩下的残山剩水却要供养三十万大军，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
此外，一九四二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谎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谎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不但不信，还不允许国内报刊予以报导。直到一九四三年河南饥荒的惨状被媒体披露后，救灾的物资、款项才陆续抵达。在此之前，军饷、捐税都没有任何减免。
在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斯大林格勒、阿拉曼和中途岛这些著名地名的背景下，中原大饥荒能够被世界知晓，全靠一个叫白修德美国人。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他于一九四三年二月来到河南实地采访，饥荒地区人相食、卖儿女、饿殍满地的惨像让他感到万分震惊和心痛。白修德在披露上述消息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见到蒋介石向他面呈河南灾情。蒋介石这才下达了赈灾的命令，但还是迁怒于那些为白修德发电报的洛阳电报局官员，把他们给枪毙了。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的行政体系早已是糜烂不堪。即使蒋介石下令救灾，各级官员仍旧借救灾之名敛聚钱财，效率也十分低下。救活人命最需要的物资就是粮食，但发放得又少又慢；而同时，却又运来大批不能吃、不能穿的纸币。即便是这批纸币，在发放时还要扣除所欠捐税，最后落到灾民手中的所剩无几。
河南省饥荒从一九四二年持续到一九四三年年底。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为了收买人心，日军大量散发军粮，救活了不少老百姓。而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则兵败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引路的。还有一些胆大的，甚至聚集起来解除国民党小股军队武装。后来有资料表明：当时河南有六分之一的中国军队是被中国老百姓自己消灭的，足见老百姓对“遭殃军”的极端痛恨。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消灭，正是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九、颠沛流离
一九四四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已陷入山穷水尽的日军为了便于向南洋运送战略物资，也为了鼓舞士气，在豫、湘、桂战场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军惨败，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创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节节胜利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奇迹。在河南，日军仅仅动用了六万军队，就把三十万国民党大军撵的东奔西窜。
抗战开始后，随着开封的沦陷，全家人先从开封撤到郑州（「注」当时旧称郑县），又从郑州撤到洛阳。当时河南省政府、战区司令部先设在洛阳，洛阳沦陷后迁往洛阳南边的鲁山县，鲁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员的不少家眷都住在南阳、漯河等地。
祖母等人在南阳住时，祖父还随省政府在鲁山。当时恰好祖母的钱花完了，就让一直跟随着自己的表弟去鲁山找祖父要钱。祖母的这位表弟黑瘦矮小，但是头脑却很聪明。当时局势混乱，土匪老抬（「注」“老抬”是河南方言，指搞绑票的土匪）猖獗。祖母的表弟从鲁山祖父那里取了钱以后，想到路上不太平，于是开始乔装打扮一番：先是弄了辆独轮车，买了一车红薯；再把银元塞进红薯里面，一个红薯塞一颗；又弄了一身破衣服一穿，加上他本身其貌不扬，一看就不象体面人。就这样他推着一车红薯，路上不断遇见杂牌队、土匪老抬，都没有什么人对这车红薯感兴趣，最终平安到达南阳家里。祖母见表弟回来，连忙问钱带回来没有？他此时还故意卖了个关子，说没有带来钱，只带来一车红薯。祖母一听没带来钱就埋怨道：“家里急等着钱用，你带红薯干什么？”表弟笑嘻嘻地回答道：“鲁山红薯好吃，买来尝尝。”看到祖母着急的神色，他就拿过一个红薯掰开，只听“当啷啷”一声，一块银元滚落到地上。这样把一车红薯挨个掰开，地上便有了一堆银元。祖母见状大喜，直夸表弟聪明。
祖母这个人虽是穷人出身，但来到富家以后竟比一般的富家人还要奢侈。此时她见到几百块大洋够一阵子花了，就吩咐表弟说：“那就把红薯扔了吧。”表弟一听，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这么好的一车红薯扔了，要是给老抬知道了，那不是往家里招贼吗？”祖母一听，也觉得有理，就把那一车红薯留了下来，于是家里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红薯。
后来南阳一度吃紧，祖母又带着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