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20章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之时，袁世凯已经被贬回家乡河南，在洹上村隐居。做为清廷的眼中钉，除了嫡系心腹秘密往来，一般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却派专人，带着感谢袁世凯的信和一套京张铁路的照片，送到袁家。袁世凯感慨万千，写下回信：“京张全路告蒇，皆赖执事总司建造，力果心精，故得克期竣事。……嘉贶全部摄影，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靡不一律精坚。目想神游，至深倾服。”二人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从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扩大权力，但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的治理下，中国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和教育上，成就斐然。
他首先建立了现代的商会，各种行业组织纷纷组建。他一扫辛亥后各地币制混乱的弊端，铸造银元统一流通，这就是著名的“袁大头”。
他纠正清政府的垄断专利政策，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若干年专营权的规定，专利只给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他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和取消有关税收；他鼓励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国家给予的四到六厘股息，第六年才开始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在他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的面粉公司、棉纱公司、煤矿公司、造酒公司、火柴公司、银行、报馆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谈到这一段时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固然有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原因，但根据中学政治课本，这只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袁世凯功不可没。
在袁世凯当政后，中国迅速建立起国民教育系统，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毕业升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升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
教育制度规范起来，再加袁世凯政府的大力扶持，到1912年底，袁世凯当政不过大半年时间，中国就有学校八万七千多所，比1909年的五万九千多所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共有学生二百九十三万多人，比1909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
这些学校里，初级学校八万六千三百一十八所，中级学校八百三十二所，高级学校一百二十二所。
在政治和行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他也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1913年1月9日颁布《文官考试法》，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必考科；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种文官选拔方式，相当科学合理。
他还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不仅仅盯着他在各种大事中的思想行为，而能从生活细节予以观照，会有更多的收获。至少，能让一个逝去近百年的人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这个无法以几句话来定评、对民国历史产生了多重影响的复杂人物，在生活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和他接触的人是怎样描述他的？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另一个接触他的外国人则说：“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他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黄炎培说：“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物和私事时，袁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因此而害怕他。”
阎锡山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要讲，使人再无可言。”
无疑，袁世凯是一个极有本事的人，玩阴谋耍诡计上的高明并不是他才略的全部。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偏爱小脚女人，但他的生活并不糜烂；相反，他终身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刻板。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里写道，袁世凯坐下来“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早晨6时准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海碗鸡丝汤面；11时半准时吃午饭，所吃的菜持久不变，而且每个菜摆的位置都始终如一，比如清蒸鸭子总是放在桌子中央，韭黄炒肉丝总是放在东边，红烧肉摆西边。
这样一个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人物，几番经营已手握整个国家的命运，赶上的又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剧变的时期。如果他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向，引导中国刷新千年痼疾，走上现代共和宪政之路，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就是真正的千古一人，说是“中国的华盛顿”都可算谦虚。
然而，袁世凯不是“新人”。尽管他视野开阔，他的知识结构不出封建文化范围，思想根子还在小农意识。从家庭生活也可看出：他让他的女儿们学外语、体操和地理，但要求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为她们包办婚姻。
尽管他才略非凡，但更多地用在了阴谋韬略和低层次的个人功利。从背叛维新派到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再到一步步加强极权、践踏民国国体，都是如此。
对袁世凯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就、最顶点的功业、最辉煌的荣耀是什么？不是当时有人和今天我们告诉他的那些，而是做皇帝！
皇帝，是一个眩目的地位符号，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皇权意识，在袁世凯心里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尽管他亲手直接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尽管他任共和中国的总统已两年。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集权，把民国总统的权限扩大到了皇帝一样，可没有登基，没有皇帝名号，没有臣民的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没有“行为万世师、言为万世法”的极度尊荣，他权力再大，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
皇帝在他和许多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诱人，而他袁世凯，离做名正言顺的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历史最关键处的这个最关键人物，在封建意识和皇权思想的强大支配下，终究做出了最为错谬的选择，把处于历史关键时期的中国拖上了倒退之路；他袁世凯个人也走向了彻底身败名裂、永不为后世原谅的深渊。
袁世凯到底什么时候起念要做皇帝？他的老友、政事堂成立后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后来说：“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
其实早在1912年3月，袁世凯接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就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传言流传。为此，袁世凯还在该年6月25日发通电澄清。
国会解散，正式大总统就任，新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后，基本扫清了制约力量的袁世凯的确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民国初建。一场革命可以扫荡一个王朝，但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谈何容易？尽管新建的民国以全新的气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进步，但守旧者依然不是一个两个。
1914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私下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至于前清遗老，就更加露骨。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秋，把他在辛亥前后写下的反对共和、拥护帝制的著作汇编成《正续共和解》，该书认为，“共和”的真义其实是在皇帝小的时候，由朝中公卿“和”而“共”同地帮年幼皇帝治理国家，因此，共和是指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现在搞的共和，是对共和本意的误解。他主张还政于清室，赐袁世凯世袭王爵。
这番篡改共和内涵、否定辛亥革命、为帝制张目的荒诞言论捎给袁世凯后，袁世凯的反应是：立即请他来京当参政。
劳乃宣的参政没当成，因为民国已建立三年多，在辛亥革命洗礼和帝制覆亡后的社会发展中，民众的主流思想毕竟是共和。这股复辟逆流一涌动，立即受到抵制。袁世凯看势头不对，就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的命令。
但此时，袁世凯的称帝之心已痒得很了。在讨论复辟思潮开始露头的政事堂会议上，袁世凯说：“君主嘛，也不是不可以有；但真要有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