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11章

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都对，也实用，但充其量只是戚继光水平。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上兵伐谋’，第（只是）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还有《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老子《道德经》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
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经？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经。他自我总结是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此一节，也是王学的秘密之所在。
他像历史上任何“伟人”一样是个人治主义者，他之前的儒家和法家都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他这个良心万能论者更要标举此道。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后，愤世疾俗地说：“国家诚得于‘九变’之将，则于‘五利’‘五危’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他是觉得一帮混蛋在误国害民。我们前面说过，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明贼忒夥”，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边患”，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
“当时边报甚急，朝廷举将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他是带着问题来急用先学的。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他的大僚也被撤职。但更致命的是制度，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自然法”。所以形成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知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扼远近’，而‘料敌制胜’乎？（《地形第十》批语）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逻辑：“只有革命人才能做革命事”“血管里流的都是血，水管里流的都是水”。这种态度决定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项基本坚持。林则徐将阳明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变成一句激励过近代志士仁人的名言；“苟利国家生以死”！
其实，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
他对孙子的《用间》虽发了议论，但不获谛解，以为“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总之，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他对孙子的解读结穴于发窍处，用“校计索情”一以贯之。这已漏出心学自大的毛病，他忽略了孙子劝戒慎用间的一贯思想………用间乃死道是相当危险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平宸豪是派学生冀元亨去当间谍，不但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被“国家”当成叛党，不能享受烈士待遇。更有人因冀元亨在宁府，而说阳明先是串通宁王的，见事难成才反而起兵攻讨之。阳明为给元亨辩冤，呼号数年，上疏：宁肯我不要任何封赠，也必须给元亨平反。
阳明不算不仁，元亨不算不智，具备用间的条件，但毫无功效却悲惨不已。这是人治体制常见的“悲剧”，任谁也难游刃有余。
心学能够自大起来，自有其法门：一靠“化约法”；一靠“意会法”。这在纸上谈兵时显得简易直接，轻松漂亮。如他对《三略》《六韬》的读法就像伯乐相马“略其斑黄，取其飘逸”。对“上略”无评，于“中略”只抓“揽英雄”这三个字，并自信的说：“大义，了然心目矣。”寥寥三五句，即了帐。对“下略”话更少，还是为了应证“端的不出‘务揽英雄’一语。”这，除了是心学之英雄万能论的体现，就是渴望早日被当成英雄揽入最高权力中心。
化约对象时是体现化约者的心理轨迹的，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原理罢。“意会法”则像诗学审美法了。他读《文韬*文师》只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语，而韬之大义，已自了然。”
“嘿嘿昧昧”在原文的意思是韬光养晦，暗中准备，这样才能“其光必远”。阳明把“韬略”归结为韬晦，阴谋，应该说勾出了其中“玄”意，的确一语破的。号称姜太公的《六韬》和黄石公的《三略》的确是杂家的“术”书，不合阳明之志。他也认为讲阴谋的《六韬》“明是后世奸雄附会成书，读者可尽信乎？”他用的是“理校法”（陈垣术语），因为“文王圣人，不必言矣，即尚父（姜太公）荐扬，何遂阴谋取胜至此？”
不能嘲笑阳明书生气，他的儒生立场是合理而正义的。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关系人民生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儒家奉行和平主义，孟子耻言齐桓晋文之事。荀子谈兵，受后儒讥评。社会越来越复杂，单靠拒绝的态度纯是迂腐。“兵者，拨乱之神”的说法被人接收，以暴止暴，几成共识。阳明说孔子已言兵。唐甄说“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潜书*全学》）。但单靠阴谋必成强盗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心学的命题：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阳明恰恰正有伊尹之志，兵的险恶之性，在“我心”中不存在，他理直气壮当“急务”来料理。他虽说是心学万能论者，他是极其重“行”的，梁启超说王在重实践上是颜李学派的先声。他嘲笑的“‘望气’之说，虽是凿凿，终属英雄欺人。”他对很重视，详加评说：“古者寓兵于农，正是此意。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佚待劳，以饱待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百胜。”这使我们不容于己地想起毛泽东“兵民乃胜利之本”的名言。毛明学暗合王的地方，比比也。
阳明有时目光如炬，让我们觉得心学大师的眼睛真是探照灯，显微镜。他对《吴子》的评语只有一段，但极见阳明的心志：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阳明的取向是吴子式的，他决意不走“著书成名”之路，他要在“行事”上做出实际效果。所以，他强调重行，绝非说教或空谈，他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他纸上谈兵，绝非要纸上得来再纸上去。但能否一展身手，还要看当家的给不给舞台。他倒像装备停当的战舰可以随时开赴任何实战的港湾。然而，他只能“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年谱》）知之者，知其有远志；不知者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呢。一个26岁的举人“老爷”在宾客面前做这种游戏成何体统？
２．道心无赖
孔子曾有瓢瓜之叹，但他只以“素王”终局是他不肯改变自己的主义，又没有一个主公肯按他的主义治国。在非大一统的时代，还能保持出为道行、处为道尊的自由和自觉。秦汉大一统以后，行道就得给家天下的王朝当走狗，事实上并不存在儒生们理念中的“天下”，除非在天崩地坼之际，大一统的皇权瓦解之时，人才才可以自由流动，才勉强找到一点出为道行的意思。像刘备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也都是边缘知识分子编导的神话，是他们的白日梦幻想。军阀们的军人政府只需要来帮忙的“军师”，并不需要任何与他的政权不一致的“道”。行道云云，只是书生的理由化的文饰。因为，“疾末世而名不称”是伯夷，叔齐，孔子都超越不了的“名关”，如无民族仇恨，家门私怨或生命威胁谁不想出来“自我实现”一把？“隐逸传”中除了极个别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