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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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做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16）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本土，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一、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二、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三、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来过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中国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奇·书·网…整。理"提。供＇，对于这些惨剧，中国人整体上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两个人的缘故，而付出巨大代价有什么不对，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以他特殊的思维方式，使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人间惨剧，变成了一出人间喜剧。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连串故事。
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天赵匡胤与赵普聊天。谈到大唐晚期，从黄巢之乱到眼下，不过七十年的功夫，就出现了五代十国、八姓十四君的局面，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君臣二人不胜感慨系之。
赵普认为，领兵将领和地方各镇守节度使们权力过重是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当然如此；从眼下来说，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待这些人恩重如山，绝对不会有问题。”
赵普不客气地反问：“后周皇帝柴荣待你也同样恩重如山，怎么就出了问题？万一他们的部下也把黄袍披到他们身上，怎么办？那时，他们想不反也不可能了。”
这番话，有如当头棒喝，令赵匡胤大惊之后大彻大悟。
事实上，晚唐以来的历史，的确就是一部有奶便是娘、“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17）的历史；当时流传甚广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句著名格言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18）？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熟知的、在此之前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在此之后胡传魁胡司令的“有枪便是草头王”。
于是，赵匡胤询问赵普应该怎么办？赵普的回答是：对于军队将领和地方藩镇节度使，要“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听到这里，赵匡胤立即打断赵普的话，说道：“你不必再说下去，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19）
当时，他很有可能不愿意听到赵普说出让他杀功臣的话来，才截住了赵普的话头。不久，赵匡胤想出了杯酒释兵权的主意：公元961年的阴历七月初九，晚朝后，赵匡胤设宴请那些手握重兵、拥立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们喝酒。等到酒喝得差不多时，赵匡胤命令所有侍从、仆役们一律回避，然后，感叹着对大家说：“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不过，我经常在心里想，人生在世，求的是快活适意，何必非得争这个皇帝作？皇帝这玩意儿实在难当，还不如以前做节度使时来得舒服。弄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大家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公认的首席功臣石守信小心翼翼地问道：“请皇帝您明示，怎么会这样呢？”
赵匡胤指指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这还不明白吗？谁不想坐这个位子？”
石守信一听大惊失色，我的老天，皇帝若是有所指的话，顷刻之间便会兴起血流成河的大狱！于是，石守信赶快带领大家一起离座跪下，说：“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