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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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军事同盟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对中、缅、印、马（马来西亚）的军事考察，共同商量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1月成立，其考察团的成员如下：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是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榘、周应聪、郑康琪、刘耀汉等人＇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332页。＇。考察团于同年2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3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洋洋30余万言，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对缅甸、马来西亚地形交通及估计日本会采取的战略战术而拟定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它包括“敌情判断”、“共同防御意见”两大部分。草案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面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开火，势必先击败英军而侵占马来西亚、缅甸。这样，日寇既击败英军而夺了它的殖民地，又可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注：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然而，对这样一个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英国方面除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丹尼斯等少数人之外，对当时的局势分析，看法与中国大有出入。他们仍然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狂言英国有雄厚的力量，日寇不敢轻易挑衅，并断言，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经过缅甸。由于英国始终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注：同上。＇，故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作战尽可能地加以限制，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致使中国和英国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的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推到战争的第一线，为了确立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对策。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较为单一的经济援助转而正式与中国结成战时同盟，这种变化是符合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和亚太战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最害怕的是国民党战场全面崩溃、日本从中国拔出泥足，横扫太平洋。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被打垮了，您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04页。＇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从作为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手段，上升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的一环，是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将来中国是盟军太平洋反攻和攻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中国作为美国的有效的军事盟友的作用，美国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加强和采取了一系列援助措施，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仅1942年一年，美国就给予蒋介石政府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从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而且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盟友”，促使中国出现自由主义的、亲美的政府，以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影响，把美国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力量合并在一起，塑造一个战后亚洲的新格局。正是基于这种需要，美国极力想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大国的地位。赫尔曾经写道：“我们对于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共同进行有效的战争，第二个是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承认并建立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强有力的中国，这既是为准备一个战后的组织，也是为了东方稳定和繁荣的形成。”＇注：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49页，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军事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极力说服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举蒋介石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泰国和印支）盟军最高指挥官，后来又把中国同英美并列于《联合国家宣言》之首，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坚持把中国作为《普遍安全宣言》（即“四强宣言”）的签字国等等，都是美国亚洲战略把中国作为中心地位来考虑的结果。在缅甸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缅甸失守，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注：谭圣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②》第112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路，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而中国抗战就难以维持，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美国积极赞助中国派兵入缅作战。但英国却认为美国这样做是“牺牲英国而增进美国利益的努力＇注：赫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3页，纽约1948年版。＇。”从而反对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而强调只能在中缅边境上布防。英美两国在缅甸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它们在远东问题上的矛盾由此而产生，为后来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投下了阴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的抗日态度一直是积极的。
国民党方面。1941年12月8日凌晨，当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蒋介石十分兴奋，上午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并决定向美国提出建议，以美国为领导，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另一方面将中国政府希望中、美、英、苏、荷、加、新、澳等国成立联合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三国大使。9日，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战书指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和与世界和平，……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忍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