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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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杨作新乡间秀才的名分，正式奠定。杨干大眼皮浅，见了儿子这样，觉得已经成龙成凤，修成正果了，从此便盘算着，儿子初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帮他务农的事。尽管杜先生一再怂恿，甚至不惜亲自到家里为杨作新说情，可是杨干大硬是不给面子。杨干大觉得，为儿子讨个媳妇，便可以把他拴住了，于是便和婆姨商量，乍舞着为他问媳妇的事。
话已说出，左邻右舍便都知道了，大家悄悄地张罗，只是瞒着杨作新一人。杨作新上学回来，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常常用手刮着脸，羞他，称他快做小女婿了，杨作新听了，莫名其妙。前面讲过，吴儿堡杨氏一脉，尽出自那遥远年代的两个风流罪人，因此村上的小媳妇，称他阿叔。按照乡俗，大嫂子可以耍戏阿叔。于是她们当着他的面，常说些叫他面红耳赤的话。有时候，一个小媳妇骑着毛驴熬娘家，远远地照见杨作新背着书包过来了，于是鞋跟往驴肚子上一磕，一只红鞋掉在了路上。小媳妇“哎哟”一声，撒声娇，唤阿叔子来捡。对于杨作新，碍着他是个念书娃，她们还不敢过于造次，倘若是村上那些拌嘴惯了的拦羊娃之类，一群小媳妇，竟敢一拥而上，把他的裤带解下来，把光光的头按到裤裆里，再把大裆裤扎紧，让他来个“老头看瓜”。对待阿叔是这样，对待阿伯子，则正经得叫人难受，正像前面所叙那放肆得叫人无法容忍的一样。按照乡俗，对待阿伯子，小媳妇需要敬而远之，甚至一生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
杨作新问媳妇的消息传出，村里那些出了五服的杨门的大姑娘们，也猛然发现身边这个小书生长大了，到了该婚该娶的年龄了，于是纷纷动开了心思。或者纳上一双绣花的袜底，悄悄地塞到杨作新手里，并且逼着杨作新赶快脱下鞋子，垫在里边，免得别人问起。或者从垴畔上用棍子打下一把酸枣，瞅瞅四下没人，塞进他的书包里。生活中骤然起了变化，变化得叫杨作新莫名其妙，他回去问父亲杨干大，父亲说，少跟那些死婆姨烂女子来往，他问母亲，母亲只是笑而不答。
说一千道一万，主意最后得由杨干大拿，而在决定这些家庭大事时，杨干大又总是以婆姨的意见为意见。其实，杨干妈早就心里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任凭媒人跑断腿，踢烂门槛，磨破嘴皮，任凭那些杨门出了五服的大姑娘甜甜地向她讨殷勤，她只是虚于应酬。原来，她瞅下了自己的一个娘家侄女，叫灯草的。她喜欢灯草本分、老诚和勤快。杨干大见过这灯草一面，他觉得粗糙的灯草配不上细皮嫩肉的杨作新，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南瓜，起码要人能看过眼才行。杨干大提到灯草嘴唇厚，杨干妈说，嘴唇厚说明她人老实，杨干大提到她脸黑，杨干妈说“黑是黑，本颜色”，杨干大提到她大屁股，杨干妈说屁股大好养娃娃，杨干大见杨干妈是铁了心了，于是也就不再表示异议。
吴儿堡这边打发媒人去说，灯草的父母那边，听了提亲的事，慨然应允。不久后庄传回话来，一切按规程办。按规程办就是要出四十块大洋的聘礼，这在当时是个公价，人们不提钱的事，嫌那搪口，只说按规程办，也就是说要出四十块聘礼了。灯草的父母，提这个条件也不算越外，因为不论是找谁家闺女，都不免要出这一身水，而且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聘礼出得少了，乡下人会有闲话，说这女子不值钱，恐怕是做下什么非嫁不可的事情了，或者是个“石女”①。
四十块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这几年杨作新上学，家里的一点积蓄已经告罄，现在仅仅能维持着不饿肚子的生活。可是不出这聘礼又不行，咋办？想要告借，没个借处，想要去抢，没那个胆量，想要去偷，又舍不下身子，杨干大圪蹴在畔上，唉声叹气一阵，最后不得不把目光盯在杨蛾子身上。
“家里对蛾子欠得太多！”杨干妈说。家里尤其是杨干大，从没把这个女孩儿当个人儿，好像她是风吹大的，雨打大的。那一年有了杨作新，杨干大专门背了一背狼牙刺硬柴，送到镇上药铺，央药铺先生给孩子起了个“杨作新”的大名。到了蛾子手里，孩子一岁了，还没有名字。“你倒是到镇上跑一趟呀！”杨干妈说男人。杨干大这时正在吃饭，米汤碗里，扑扇扇落下个麦蛾儿，杨干大信手把蛾子挑出来，说道：“女娃娃家，好赖有个叫上的，就行了，这孩子，就叫她‘蛾子’吧！”杨蛾子的大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心疼归心疼，杨家要过四十块大洋这个门槛，还得靠杨蛾子了。杨干大和杨干妈，窃窃私语了几天，于是找来了媒人，在远处一个村子里，草草地为蛾子定了一门亲，说好等杨蛾子十三岁完灯②以后，再过门。杨蛾子的四十块聘礼一到，红封拆也没拆，杨干大就打发媒人，给后庄送去。聘礼到了，这门亲事算正式定了下来，后庄那边，收拾停当，只等吴儿堡这边选个良辰吉日，花轿抬人了。
这一切杨作新都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时的杨作新，心高气盛，一抹心思，只想效仿杜先生，念完初小，再念高小，高小完了上中学，中学完了上大学，“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此物为大用”，这些古人今人的句子，总不时盘桓在脑际。
这一天，前庄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杨作新揣了一份盖着杜先生私章的毕业文凭，兴冲冲回到家里，双手递给父亲。父亲一看，自然欢喜。也许是为了喜上加喜，父亲杨干大这时将自己这些天的操劳婚事，和盘托出，并且说你小子算是有福气，一切都由爹娘操办着，唾手可得，不像他那一阵，爹娘早死，一切都得自己操办。杨作新听了，吃了一惊，年纪这么小就结婚，同学们见了，一定笑话，那杜先生说不定也会笑话他的，于是使起性子来，说他不要媳妇。杨干大本来正美滋滋地准备听儿子说几句感激的话，想不到儿子这样不识抬举，热脸碰上了个冷屁股，真可怜了父母的一片苦心了。杨干大登时恼了，弯腰从脚上取下鞋子，冲着杨作新的屁股，狠狠地打起来。
按照常规，老子打儿子，儿子抬腿一跑了事，可是杨作新是个犟板筋，任杨干大的鞋底砰砰啪啪地打着屁股，他既不逃跑，也不告饶，并且嘴里还不停点儿地念叨着“我不要媳妇，我要上学”之类的话。从山上挖小蒜回来的杨蛾子，看到这阵势，吓哭了。她去拉父亲，于是父亲在打杨作新的同时，也给了她两鞋底。她见父亲这回是动了真怒，赶紧跑进窑里喊妈妈去。杨干妈从窑里出来，数落了儿子两句，要他给父亲回话。接着又说男人：今天是儿子高兴的日子，如今是民国了，不兴科举，要么，儿子的这张文凭在手，该是个秀才，喜都喜不过来，还打他。
杨作新见惊动了母亲，又见父亲像被人刨了祖坟一样气急败坏，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低下头来，张口叫一声“大”，算是认错。杨干大身上早没有劲儿了，有了这个台阶，也就就坡下驴，把鞋往地上一扔，趿在脚上，然后蹲在畔上，抽他的闷烟去了。
婚事还得进行，而且事不宜迟；定了亲不结婚，逢年过节，便还要破费，带着像样的礼品去看丈人。所以杨作新回家以后，不多日子，杨干大便给他把婚完了。正如那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送大钱四月里迎。一顶花轿，伴着吹鼓手凄凉的唢呐声，灯草儿嫁到了吴儿堡。
如果杨作新坚决抗婚，这桩婚事说不定就此吹了。可是在挨打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三件事使杨作新的口气有了松动，或者说勉强地承认了这桩婚事。一件事是，杨作新去前庄小学杜先生那里，谈这件事情，讨主意，进了窑门，却见一个小脚的老妈妈，在杜先生窑里待着。开始，杨作新以为这是杜先生的母亲，看看不像，一问，才知道是杜师母，也就是杜先生的妻子。杜先生也是十三上结的婚，家里为他找了个大姑娘，为的是“女大三，抱金砖”。“糟糠之妻不下堂”，杜先生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许多年了，这次，妻子惦念丈夫，专程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