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71章

都是白搭。以后你的话他一句也不会听的。”
告别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塔姬雅娜朝地铁走去，边走边想着发生过的事。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帕施科娃的钥匙，甚至不需要拿去试一试，跟她门上的锁是否配套。那串钥匙有特征：帕施科娃家有两个铁门，都是用意大利产的防盗锁锁的。当邻居叫警察来的时候，两道门都是锁着的，确切点说是没有用钥匙锁死，只是关着。凶手不需要用钥匙锁门。但他们需要用钥匙来开门。
不，不是这样的……凶手想了个狡猾的办法配了一副钥匙，这样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房里对女主人行凶。或者是本打算入室行窃，没料到伊涅萨在家，于是盗窃就发展成了行凶。可以这样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罪犯还会想着把钥匙挂在钥匙串上吗？不会的。真是愚蠢至极。
另一种情况就是，罪犯钻进房内虐待女主人，走的时候顺便拿走了她的另一副钥匙，刚出门就把它扔了。那他为什么要拿它呢？也是愚蠢的想法。
第三种情况：罪犯没有钥匙，帕施科娃自己放他进去的。接下来，就和第二种情况一样了：拿走了第二副钥匙然后扔掉。但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副钥匙是第二副，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在死者家中门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副一模一样的钥匙穿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钥匙环上，不同的是，那副上多了一把信箱钥匙。小柜子上还有伊涅萨的车和车库的钥匙。看来，她习惯丁把钥匙放在那地方。
这副钥匙究竟是怎么被拿走的？是谁拿走了？为什么又把它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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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美好的！它既美好又出乎人的意料！尤其是当你知道，你不会几分钟后就死去的时候。我甚至对维卡都开始有了耐心。她似乎振作起来了，因为她明白了，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又不会玷污她的名声。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对我要友善得多，而且也不再每隔五分钟就重复一遍令我发疯的话了。
“以后你住哪儿？”她每天都要问一遍这个问题，似乎我第二天的回答就会和头天晚上的不同似的。
“不必担心我，我不会睡大街上的。”我每次都这样答道。
“你要搬到她那儿去住吗？”她又问道，意思是指我编出来的那个正等着为我生孩子的女人，我正是为了“她”才和她离婚的。
“说不定。”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你真的决定把东西都留给我，不分财产？”
“是，是，是！我要重复多少遍你才能记住？”
“这样恐怕不太光彩吧？靠女人养活，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钱……”维卡若有所思地说。
这句话几乎使我失去自制力。要知道，她的情夫不定多想搬进来呢！这就很光彩吗？我倒想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区别？他不是也想搬到维卡的（顺便说一句，是我的）房子里住，开她的（应该说，是我的）车，花我这几年挣的钱吗？她倒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不过我也只是心里恼火，而且瞬间我的愤怒之火就被想到我还活着、并且近期内也不会死旧的“幸福之雨”浇灭了。我是如此幸福，以至于想同一切告别。我从心里感激维卡不问我什么时候搬走，好让她和她的那个“乡下罗密欧”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她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我觉得她急欲摆脱我获得自由。我暂时还无处可去。卢托夫说，只有我办妥了所有监护人的事务，离开电视台之后，他们中心才会接收我。对维卡，我就搪塞说，我暂时有困难，我情人那儿有很多客人，暂时没我住的地方。维卡听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悄悄地点点头，也就不再追问。除此之外，她还依旧给我做饭，洗碗，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温顺、随和。估计可能是受良心的谴责，她有时表现出的强烈的情欲都令我发蒙。不管她，让她难受去，我已经难受过了，现在轮到她了。
卢托夫迅速帮我办理了母亲的监护手续。其实，他的帮助也就是让所有的事办起来比平常的程序快一些。其他的也都得一一处理。因为我母亲没有自理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还是有一个机灵的女办事员紧皱眉头问我：“也就是说，您想卖掉您母亲的房子，而把她送到残疾人疗养院去？”
“您听谁说的？我是希望她能得到必要的照料。她还住她自己的房子，不过我要把这个房子的产权交给即将照顾我母亲的人。”
我估计那女办事员不相信我，不过我根本不为此而担忧，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之我又不会让母亲流落街头。我只是想自己不被束缚住手脚，可以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而不必每隔三分钟就想一想，最少隔一天得去看一看我的疯妈妈。
制作《素面朝天》和其他几个节目的制片公司对我即将离去深表遗憾，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代替我主持《素面朝天》节目的人。老实说，对这个节目我是深恶痛绝。以前维佳·安德烈耶夫毫无道理地挥霍赞助商的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不可能一下子就花完的，维佳是个精明的小伙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甚至连敲诈这样的事他都能干出来。只要他得到消息，而且这消息能使他从别人那儿弄来钱，他是什么也不顾的。最近，他经常糟蹋人，想在节目中制造丑闻，好把它卖个好价钱。想到这，连我都觉得恶心。特别是与女作家托米林娜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更感不快，其实，这种不快之感并不是立即产生的，而是在我读了报上关于节目的文章之后。因为在直播现场我们应当非常愉悦地继续我们在结识时所谈的话题、我激发她，她同我谈话，根本没考虑到那些没看到开头的观众或许会理解为别的意思。于是尖刻的女记者海伊娜就歪曲了托米林娜的话，纯粹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我呢，对客人十分粗鲁，是她让我得到应有的惩罚。我是如何得出是托米林娜教给别人这个结论的呢？首先，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乌兰诺夫·亚历山大。其次，所有她说的都是公正的、正确的，而我的问题和反驳则是具有挑衅性的，是愚蠢的，没有分寸的。如果海伊娜这样写：“乌兰诺夫爱摆架子，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公开和他对抗。”我倒可以理解。这至少还不失为公平，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可她却由于自己的愚蠢而使得文章的语气和风格骇人听闻、不成体统。让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托米林娜。她这是从何而知？难道仅仅是因为她说了关于电影脚本的事？可这是多罗甘让她说的，他事先也给我讲过。其实，他为这些话还付了钱，只是付给的人是我，而不是她，所以可怜的女作家完全是无享受害者。
不过，上帝保佑！这段公开、强行把客人扒光的丑恶历史终于就要结束了。卢托夫已经请求我为“危机中心”构思节目了。这将是我的节目，我的“孩子”，我会按我的想法做这个节日，而不去考虑钱的因素。对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有机会表现自己，同时又不用考虑挣多少钱，不必低二下四地去求那些有钱的赞助商，看他们的脸色，好让自己的“自我表现”能换取更多的利润更幸福的事呢？
维卡对海伊娜的文章表现得异常激烈。她，我说过，看过这个节目，而且还是托米林挪的崇拜者，这样的表现我可是头一次见到。我不知道，我的妻子还喜欢侦探片呢！不过，维卡自己也承认，她是不久前，大概是一两个月前吧，才开始看托米林娜的书的，其实我知道，并不是维卡喜欢看，而是她的情人。这一点并不难知道。
“萨沙，你应该给托米林娜打个电话，向她道歉。”我的前妻宣布。
“为什么？难道说文章是我写的？”
“你的表现就让人觉得这篇卑鄙的诽谤文章是你写的。你需要找一个制造丑闻的人，现在你找着了。你以为我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自从维佳和奥克桑娜死后，我就发现你像变了个人似的。起初我以为是他们的死对你造成的打击。现在我才明白，你不过是处理不好你个人的事。算了，这都是你自己的事，但是这跟你请来做节目的客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凭什么要为你心里的骚乱而痛苦呢？你给自己找了个情人，她等着给你生孩子，你就打算和我离婚。结果让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能干的女人遭人唾弃。你不觉得惭愧吗？”
“不，我不惭愧。”我平静地回答，尽管我知道我是在撒谎。是，我